中国基建投资的回顾与展望

国内基建从2018年开始陷入低速增长，尤其基建领域的预算，这几年一降再降，最近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再次受到重视，又引发了新的争论，除积极主张扩大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外，还有一种日益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城市化已到中后期，基建投资的高峰已过。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较，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因此，围绕它的争论持久不衰。2022年10月26日（周三）下午14:30，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20周年庆之鸿儒论道特别活动——20年20人（第1场）上，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先生回顾与展望了中国基建投资。

曹远征指出，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较，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也是对冲经济波动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长期以来，土地财政和以土地作为融资中介的投融资模式为基础设施开发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为中国城市化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商业性法人机构，作为基础设施的借款机构。政府通过诸如注入土地等方式，使借款方获得土地出让项目的收益权，即土地增值收益，培育借款人的内部现金流。同时，通过财政担保等补偿机制，增加借款人的外部现金流。两者共同形成还款的现金流。这种将政府的信用有效的转化为商业的信用的方式，被称之为“开发型金融”。它持续的滚动，无限期的延期，支持着土地的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开发金融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因为在中国，土地基本是国有的。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土地可以形成土地批租制度，比如香港、新加坡都是土地批租制度，深圳于1986年在国内首次引入土地批租。在这种批租制度下，土地由生地变成熟地过程中就可以获得级差地租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新的土地再进行平整，进行一级开发，形成滚动。这种滚动掌握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开发区模式。

中国的开发区遍布全国各地，开发区本身是政策派出机构，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政府把土地授予它，可以用土地做担保，作为融资平台进行融资，进行开发，并把土地通过变现，或者是通过出租，以它增值的收入作为还款的来源。所以，一般开发区底下都有开发公司，是它经营和融资的平台。这样一种结构成了中国土地融资的完备形式，而它不仅仅是创造了土地的批租，还创造了一整套的融资工具，而这一整套的融资工具助长了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发展。

这种模式到了2008年危机之后，被各地广泛采用。为了对冲2008年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很多地方纷纷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用这种开发型金融方式加大对本地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构成的地方债务快速上升的原因，也是使地方债务更往下沉，到了县级单位的原因之一。

从有利的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在全球寻找与更低廉的劳动力结合的产业转移浪潮，表现为发达国家产业的全球布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却在竞争中胜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适宜工业发展的良好的基础设施。从弊端看，地方融资平台缺陷集中于其不可持续性上。他指出，地方融资平台其还款来源在于土地升值，但这种升值不可能是无限的，天花板就是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增长目前已进入拐点，今后看来不是人口增长的问题，而是人口下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升值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土地财政当然难以为继，地方融资平台当然遇到严重的困难。

他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可以接过接力棒，既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也巩固了用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机制，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

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低碳经济，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这一前景会使低碳资产不仅产生有增长预期的收入，而且也将产生现金流，进而覆盖债务并支持后续融资。换言之，用低碳资产置换现有的土地资产，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是可维持的，进而能继续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2022年，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将迎来20岁生日。自10月25日起，研究院将开展20周年庆典活动，活动包括20年20人、SIFL研讨、陆家嘴评论会客厅3个系列，将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聚焦热点和关键议题展开分享和探讨。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