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宏观波动与就业形势——也谈我国奥肯关系转型

近年疫情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超常表现，传导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的组合特点，包括农业劳动力增量罕见波动、城镇失业率指标显著涨落、青年失业率快速上升等等。疫情期就业形势变化不仅具有重要民生和政策含义，也折射新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宏观波动响应机制的结构性变化。2022年8月31日，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第178期【鸿儒论道】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深入分析了疫情期劳动市场特点，探讨了青年就业压力显著上升的成因和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卢锋总结了疫情期失业率变动的几个特征：一是疫情期31个大城市与全国失业率比较水平发生反向转换。观察31个大城市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平均差值，在疫情前三年是负值显示大城市失业率通常低于全国失业率，其原因应该是大城市空间集聚效应更强，有能力提供更多和更多样化工作岗位满足求职者需求，显示特大和超大城市对保证我国就业形势平稳运行的特殊意义。然而疫情后大城市失业率与全国失业率差值的均值转变为正值，显示大城市失业率反而暂时高于全国失业率，说明疫情大流行和局部反弹对大城市造成的更大冲击和不利影响。二是统计部门公布了去年7月以来不同户籍身份居民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分为本地户籍、外来户籍和外来农业户籍三类，从分户籍失业率数据看，在经济复苏受扰动较小环境下，外来农业户籍劳动者失业率最低，本地户籍居民失业率较高，外来居民居中。三是疫情期就业形势较为突出的问题和特点，是年龄在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显著飙升。

他分析道，青年失业率超常飙升背后存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原因，供给因素讨论较多的是2022年高校毕业生升到1076万，增加了167万人，增量超过此前六年之和，再加上近年外国留学人员回国求职人数趋势性上升，增加了青年求职群体的就业压力。在正常经济增长情况下，经济增长和结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化青年劳动力总量增加的结构变化带来的供给压力。需求侧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与目前青年就业压力上升有关。首先是受总需求制约的疫情期经济中枢增速趋缓与较大波动，伴随市场用人机构经济活动扩张速度减缓以及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对用工需求（或岗位供给）产生边际抑制作用。其次疫情对第三产业服务业较大影响对青年劳动力需求（或岗位供给）造成特殊冲击并增加青年失业压力。他认为近期青年失业率超常飙升，需求端因素应是主要原因。

最后卢锋指出，青年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就业形势关键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即岗位供给）因素和条件。劳动力需求本质上是派生需求，最终取决于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愿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量，因而与不同行业及宏观经济的景气度水平具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近年经验提示，目前面临就业形势困难随着最近疫情缓和与经济复苏持续有望得到缓解，然而如果疫情环境下经济增长机制和形态没有实质性改变，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特别是青年就业困难难以得到根本化解。因而要战胜改革时代的第三次就业困难，关键取决于对疫情防控策略的调整和优化，取决于提升宏观与结构政策的增长功能，取决于体制性调整突破，以充分释放潜在增长能力。

赵忠补充道，疫情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对称性的影响，疫情期对经济发展、全球化造成很大的冲击。新冠肺炎结束、经济复苏以后，整个就业不一定能自然而然恢复到以前。首先疫情起到加速逆全球化效应，疫情结束以后全球化不会自然而然从一个逆全球化变成全球化的过程，逆全球化这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二，不管是青年就业还是大学生就业，背后更深层次的成因还是结构性问题，供给方和需求方除了总量不匹配外，还在技能上存在不匹配。再加上现在技术进步对技能的需求日新月异，青年群体所从事程序化、常规性的工作越来越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替，这趋势在后疫情时代并不会结束，反而会继续，而且随着时间和技术的进步，只会越来越严重。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