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占比见顶之后会发生什么？

2011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见顶回落，至2020年已跌至26.18%。中国制造业占比是否存在提前回落，其过快回落的原因是什么？在“量”的峰值触及后，“质”的提升将如何发生？从美德日韩制造业占比见顶之后的制造业升级之路来看，可以通过哪些指标量化和前瞻制造业细分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未来中国的制造业最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突破？2022年4月19日，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牛播坤做客第177期【鸿儒论道】，围绕上述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陈达飞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牛播坤指出，主要国家制造业回落当中有规律可循：一是主要国家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人均GDP，大概都是在2017年不变价1.3万美元左右；二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见顶晚于就业占比见顶回落；三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基本上是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四是制造业占比维持相对比较高水平的国家，外向度普遍是比较高的。

如果看人均GDP，中国制造业占比见顶基本符合该值在1.3万美元的国际规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2011）是早于就业占比见顶（2015）；二是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5%的时候，就业占比就已经见顶回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为什么会过早下降？她认为，首先是长期视角下外需的相对弱化。2008年之后全球价值链增长停滞，除了这两年疫情扰动，我们的出口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没有回到2008年的高位。第二，户籍城镇化率长期滞后抑制了制造业的内需空间。2亿多的农村居民实现了职业或者地域空间的转换，由农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换，导致其消费倾向是显著偏低的。第三，不可回避的是，收入分配也对制造业的需求有直接影响。从国外历史经验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见顶比较晚的国家，恰恰是贫富差距相对比较小的国家，而制造业占比提前见顶的国家，则普遍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如何衡量制造业升级？她认为应该从两个维度上观察和前瞻一国制造业的升级过程。一是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产业配套水平维度，即在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上，产业链的配套水平如何。二是看产品中心性-产业链配套水平，即关键产品的产业链配套水平如何。用上述维度去观察，美德日在制造业占比见顶之后技术复杂度都上升了，也就是制造业都出现了升级。以人均GDP1.8万美元国家的出口作为高端产品的认定，这些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工产品、非电器机械科学仪器、钢铁等领域。

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三十年在出口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曲线上可以得到完美的体现。到2019年，在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已经高于日本，与美国接近。中国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是在下降，特别是在中低技术复杂度的产品技术领域，反映在中低技术产品领域发生了显著的进口替代。但是必须承认在高端进口部分，我们还是高度依赖于海外，这是我们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差距所在。

牛播坤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中心性产品上的优势和升级潜力。与德国相比，据估算，在十五年时间维度的潜力，中国在初级形状塑料、橡胶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动力机械、公路车辆领域仍然难以赶超德国，在德国比较突出的金属制品和通用机械领域有潜力追平，而在纺织品和专用机械领域能够超过德国。边际上看，我们认为显性比较优势（RCA）在0.8-1，产业链配套水平相对处在中高水平的贸易品最可能在未来几年获得比较优势，这些产品主要分布在通用工业机械、电子设备、非金属矿产品和钢铁。

奚锡灿认为中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过早去工业化，恰恰相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严重不足。从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路径中可以发现，工业占比与人均GDP之间呈现非常一致的倒U型关系。他选取了十个主要经济体，其中包括英美这样的先发国家，也包括日韩这样相对后发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不断上升，工业在宏观经济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顶点大概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9000美金之间出现。以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国家工业占比“见顶”的时间并未偏早。

他指出，我国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无论是就业还是GDP占比，都要显著偏低，差距最大的时候达到15个百分点。一方面从消费占比来看，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在过去20年一直在50%左右徘徊，不但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也比像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低。反过来，投资和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则显著高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服务业发展不足和消费占比显著偏低，是密切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从收入分配来看，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很多年一直低于5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一般在60%以上。如果整个经济的服务业占比不够高，那么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显然就会偏低。

奚锡灿强调在现代社会里，制造和服务之间是高度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策一直偏向工业部门，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的升级换代，往往意味着产品附加值往“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销售、售后服务等。所以，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可能意味着制造业环节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反而下降。正因为此，制造业或者工业在宏观经济的占比，跟它的竞争力是很难划一个等号的。

陈达飞从全球视角来分析中国的产业升级，他指出要理解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快速的崛起以及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必须要理解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这里和70年代之前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是资本的自由度的显著提升。中国的开放，最早就是对FDI的开放。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内消费市场逐渐对外资开放，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其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在90年代末超过50%。这是90年代初中国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出现第一个峰值的主要解释。另一方面，90年代初开始，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占比在2005年达到60%，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触及64%的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本土企业的崛起和进口替代的推动，国内附加值占比开始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的比重虽持续下滑，但仍举足轻重。

但是服务业上确实比较落后、比较弱，从鲍莫尔产业结构互补性的角度来看，到目前已经掣肘了制造业的升级，同时也掣肘了对外的制造业投资。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去理解中国的服务业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服务业开放度很低，没有鲇鱼效应，没有与竞争者为伍。陈达飞总结道，过去40年我们是外循环带动内循环，下一个40年，要强调双循环的良性互补，来推动制造升级、消费升级，实现共同富裕。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