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制度演化：来自经济史的证据

2022年2月18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了第175期【鸿儒论道】，特邀复旦大学经济系陈硕教授基于最新搜集整理的系统考古数据及《二十四史》中政治精英数据，分析我国历史上两次重要制度变革：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及科举制的兴起，背后的决定因素及长期社会经济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陈硕认为广为人知的恩格斯和奥尔森等学者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能否适用于中国并不清楚。为了探究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研究者们试图寻找一个外生冲击。这些冲击包括市场供求导致的价格突变、某个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那些不在公众预期之内的突发事件。陈硕注意到2016年《自然》杂里有一篇文章找到了远古黄河发生大洪水的记录地质和水文记录。陈硕和合作者们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里的的方法识别因果关系，目前初步的发现是的确找到了证据，下一步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寻找这些文明之间是否存在传播的证据。

文明起源形成之后就有了国家，另外一个学者关注的概念——“国家能力”就此产生。国家能力涉及到很多维度，如征税能力、官僚制度、动员能力以及对地方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治理。陈硕关注的是如何从社会中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官僚队伍。这也是目前政治经济学中精英治理（Political Selection）文献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科举制度之前，人才选拔主要是察举制以及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度。虽然这两个制度在实施上存在一些差异，但都在制度上大大提高了寒门子弟入仕的门槛和难度。科举制度则为所有阶层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制度设计上的可能。科举制这一议题长期以来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关注不足。陈硕和合作者目前所作的工作就是试图基于《二十四史》的将近9000个大臣列传信息构建出传统中国的政治精英数据，并在其基础之上检验科举制对政治精英的影响。

目前有两个发现：首先，就描述证据来说，他们发现在科举制建立之后官员构成更加多元化，更多平民阶层通过科举得以进入官僚系统服务国家，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变迁。科举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一个非常有趣也很重要的议题。比如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和阿拉伯贵族、中国战国时期职业官僚和贵族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和官僚。这些贵族和官员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这是理解很多国家历史动态的一个重要视角。第二，就因果推论来说，随着科举制的确立，我们也发现问责制度也相应更加完善，在对于我们从全球视野审视比较历史的发展路径具有启示意义。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认为问责也是西方兴起的制度性原因。

方钦对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治水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肯定有，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很难说两者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存在。因为凡是涉及到像种植谷物、麦类谷物有关或多或少都跟水利有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沿着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应该由一系列因素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像经济学一样一刀切，找一个特征性的外部参数来解释，这个本身会比较容易引起争议。

仇鹿鸣对问责进行了补充说明，他指出从史学角度讲，科举制以后对官员的问责是与考课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考课涉及到对官员的监督、官僚阶级运作的有效性。考课在中国帝制时代是一直存在的，自古就包括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户口增长、有无盗匪一类，在唐代，考课制度发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有四善二十七最之说。传统官僚制对考课有很多批评，因为它没有区分度，大量的英才靠时间的累积。传统考课制度和现在的官僚制有很多共性，比如让大多数人获得稳步升迁但速度不能太快，惩处极少部分的坏分子，以维持官僚制度流动、流转的制度设计为主。考课是否有效果、或者多大程度上有效，史学角度的讨论相对来说比较少。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