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解码中国出口奇迹

1月26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了第174期【鸿儒论道】，特邀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邢予青教授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解码中国出口奇迹。中国WTO研究会理事、前中国驻GATT/WTO观察员马晓野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副所长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些里程碑式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一个奇迹。对于中国的出口奇迹，比较优势理论和基于贸易自由化的制度都进行了分析，邢予青认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出口奇迹的决定性因素，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进行解释。全球价值链指的是从一个产品的概念、研发、品牌打造、部件制造、组装，以及最后销售这一系列任务的组合的总称。这一系列任务是由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来完成的。任何一个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是由单一国家或者单一企业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相比供应链侧重生产而言，全球价值链更关注价值的产生和分布。他认为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出口奇迹的决定性因素。

全球价值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奇迹的决定性因素？邢予青解释道，全球价值链对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三大溢出效应。第一个是品牌的溢出效应。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运用品牌来组织和运作全球价值链。第二个是技术革新的溢出效应。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不断提升技术和研发能力，推动产品的革新，中国企业通过提供低技术服务，比如组装服务，提供标准零部件，加入到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过程中，享受到不断增长的高科技市场的益处。第三个溢出效应来自于全球价值链龙头企业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所有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比如H&M、Nike、Walmart、索尼、苹果等已经构造了全世界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一旦企业加入到这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就不必担心销售问题。这三大溢出效应决定了中国过去40年的出口奇迹。

这三大溢出效应也不断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市场。他以中国对美国的iPhone出口的增长为例进行分析，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iPhone出口只有20亿美元，在2015年达到了75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2009年到2015年，中国工人的名义工资增长了几乎100%，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10%。由此可见，2009年到2015年中国越来越少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廉价劳动力。他认为iPhone出口的快速的增长源自苹果公司的技术革新和市场营销，和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没有太大关系。他指出，在中国过去40年出口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实际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05-2007年，中国的出口最少50%是依托于全球价值链的，到2015年，中国的出口最少35%是依赖于全球价值链的。

最后邢予青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探讨了中美巨额贸易不平衡之谜。他认为全球价值链导致传统的制造商变成了无工厂制造商，无工厂制造商在全球市场的贸易活动，根本无法由传统的贸易统计来反映。在价值链贸易出现以后，贸易流和收入流实际上并不匹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行的贸易统计，高估了中国的出口，同时低估了美国的出口，这是中美贸易巨额不平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强调我们必须用增加值来估算出口，只有中国创造的增加值，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贡献。如果用增加值来计算，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相当于传统贸易数据的56%，被高估了44%。

徐奇渊也认为，我国在和世界领先国家的贸易当中，附加值占比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不能自满，要继续对外开放、扩大开放，这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他补充道，中国出口的大幅上升和中国企业的优势还是有关系的。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溢出影响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也可能发生在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其他国家，但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在中国的外溢效应这么明显。这说明中国本身也有溢出效应，也有比较优势来支撑这种溢出。他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可以拓展到生产网络、配套网络，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尤其是交通、电力、电信，包括企业的生产集群这样的优势。总体来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实际上也是全球价值链的组成部分，从传统贸易理论来看，这是把中国的比较优势从生产要素的范围拓展到了基础设施。纳入价值链考虑以后，不仅仅是可贸易品部门参与国际贸易，而且不可贸易品部门，比如说交通运输，也都参与到了全球价值链当中。

马晓野围绕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基础的问题是从统计开始的。中国方面把在华增值很低的加工贸易产品作全值统计记为对美出口，而美方对来自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也并没有严格按照美国自己的海关原产地增值标准执行国别统计，双方共同作用，把对美贸易统计顺差夸大了。此处的顺差是贸易增值，获利和外汇流向这些实质经济交往。全值统计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正面影响，下一步的改进一定要在增值统计上努力做重大的倾斜，因为这牵扯到下一步产业革命的变化。不同于以往由跨国公司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来会演变成互联网驱动的、全球高增值价值链生产。这是今后国际贸易和国际制造业生产的一个趋势，中国已经有了跨国公司生产外溢形成的产业集群，要想以此为基础加入全球高价值链生产，除了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去解决自己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力建设问题，政府政策部门也要审视我们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互联网管理政策，以及基于加工增值的税收政策怎样配合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政策如何让调整才能瞻前顾后。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编辑：任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