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融入全球化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走出增速减缓期，甚至在2002-2008年间收获了两位数的黄金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增速逐步下滑，但中国经济仍然维持了6%以上的年均增长。正是在过去25年中，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一举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品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理解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逐步发展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如何？未来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1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陶然教授做客第169期【鸿儒论道】，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解析，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于向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陶然指出，“中国模式”这个提法目前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对“中国模式”本身是否存在都有巨大的争议。他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把“模式”当成一个中性词，先“实然”地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研究到底是那些特定的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事件的互动诱发了中国以及其他可比国家的特定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厘清经济转型与发展后面的结构性机制和偶然性因素。

对于中国四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国内外经济学者做出了大量研究试图揭示背后的动力及机制。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近年来两个理论，即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陶然团队的研究发现，这两种理论误读了转型期中国各级政府间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安排，更误读了中国整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无论就理论逻辑而言，还是就实证证据来看，现有两个理论框架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不仅无助于找到过去40年转型中国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还难以解释过去25年逐步出现的、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工业园区、新城区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建设；更无法解释很多其他的典型性事实，包括最近十年以来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地方和国企等公共部门债务为主体的宏观杠杆率激增，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民工市民化”的严重滞后等。

陶然提出，解释中国转型发展业绩必须基于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加入国际比较分析的视角才能找到在中国转型的不同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构性因素。他把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概括为“三二一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存在上游制造业与非金融服务业，国有银行以及城市商住用地三个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国际、国内以汇率、出口退税、低价工业用地以及放松劳动与环境管制为主要手段的两层逐底竞争，和下游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一类市场化竞争。

最后他强调，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才能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于向东补充道，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时，需要关注和解释一个现象：从50年代开始建立起的强大的、全面的国有工业体系为什么在80年代和90年代迅速地崩溃、瓦解。对该现象，他认为核心问题在于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持续到1974年，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整整持续了十年，从50年代建立起来的全国的工业制造业的所有的盈余和最好的资源全部被错配到中国的山区，中西部地区，由于所有的积累都被错配到了三线地区，因此在我们几个大型工业城市当中的国有工业企业，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盈余，没有任何积累，直接面对进口和市场产品的竞争，所以就瓦解了。到了90年代以后，三线工业基本全部人走楼空，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三线工厂几乎全部瓦解。如果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仍然留在东部工业地带进行技术改造的话，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企业制造体系，大概可以顽抗到90年代末，再延长十年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再延长十年，到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仍然能维持大规模的国有工业体系的话，会相当程度上压制住民营企业的发展，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是另外一种景象，也许我们所说的中国增长模式就会变成另外一种。

奚锡灿对“地区或官员竞争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亲自下场”，但这一理论面临很多解释力问题，比如如何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为什么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东南沿海。第二种理解是在有地区竞争的前提下，地区竞争允许企业“用脚投票”，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他个人更认同这一理解。他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主体永远是企业，相对应的，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一定要有充足的企业家精神。地区之间的竞争客观上起到了减轻企业负担的作用，能让企业获得一定的自主性，能够放开手脚参与市场竞争。地区竞争能否起到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取决于能否缓解做大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冲突。如果做大蛋糕的速度放缓，是否还能克制住提前分蛋糕的诱惑，这还是个未知数。

最后奚锡灿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能够实现超高速的增长，除了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之外，还有一个大家提得比较少，他称之为灵活性红利。灵活性红利指的是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改革，市场里的微观主体，包括工人、企业家等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性，非常灵活。正是在“野蛮生长”之下，企业家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灵活性红利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高度垄断的上游企业，供给也是高度的刚性，但下游企业受市场影响，需求波动很大，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电荒、煤荒等短期政策性因素的背后也离不开这一对上游和下游之间长期的矛盾。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