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视角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9月22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特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徐奇渊做客第168期【鸿儒论道】，前瞻中美博弈视角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罗长远，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于杰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徐奇渊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分析了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时代背景。回顾历史，全球化经历了从贸易到生产再到信息全球化这三个主要进程。发轫于最近两个世纪之交的信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产业链重塑进程中的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信息全球化使得中美间的大国博弈关系更加复杂。信息技术可用于民间亦可用于军事，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安全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因此，在中美既有的矛盾之外，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信息安全、信息技术和信息跨境流动的现实与国家安全交织重合，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脆弱。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也使得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通过传统路径赶超中国的难度大大增加，拓宽了中国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的空间。以往后发国家赶超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获得产业转移，但信息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使得后发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削弱。此外，低碳化的发展在客观上也给后发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约束条件，通过传统路径赶超中国的难度大大增加。

徐奇渊团队通过分析贸易数据发现，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并存。影响力可由出口产品种类数和金额两个维度刻画；在脆弱性的观察方面，可以用进口市场的集中度和出口中心度将中国以HS-6编码的进口产品划分为四个类型，从少数国家进口且该产品也只由少数国家提供的产品面临的风险最大。徐奇渊团队通过对十个最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国家产业链存在着竞争力和安全性的二元悖论：各个国家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往往也是脆弱度最高的产业。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某个产业中如果要具有全球领先的竞争力，就不能脱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样面临产业链悖论。徐奇渊指出目前有两种方式可以缓解产业链的悖论，第一个方式是断供能力，可以用价格弹性来体现；另外一个方式是政治关系。例如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产业链脆弱性抓在自己的盟国手里面，因为政治关系比较可靠。

在可见的双边贸易层面，中美之间怎样开启良性互动呢？徐奇渊提出，提高中美双边关税排除率，推动双边关税下降，推动改善中美关系互动。他认为中美双方共同提高关税排除率有一定可行性，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政策，也不认可高关税措施。把特朗普的对华经济政策框架打掉，建立起拜登自己的政策框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性政策，关税排除比例提高就是很好的过渡政策，特别是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比较大。

针对我国产业链在空间上面临的外移、内迁、国际区域重组的挑战，他指出我国需要推动合意的外移，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提高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分工的地位作用。同时根据“十四五”规划里提及的内迁，做好中西部产业链承接的工作，发挥区位优势，因势利导，促进产业承接，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在国际区域重组方面要发挥中国市场技术的优势，以中国为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因势利导来推动产业链的布局。

最后他强调，从悖论视角出发，我们要坚持最大范围的开放，特别是坚持制度型的开放。我们最近提出申请加入CPTPP，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中国仍然要坚持最大范围的开放，同时在全世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中美博弈的主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当中顺势而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于杰补充道，产业链的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二战以后一直在进行。战后很多欧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受益于产业链的转移。他认为每一次产业链的转移，产业链的移入国都是基于对产业链市场和美元的依赖。基于此，未来如果美元的地位不被动摇的话，全球化还会持续，只是部分国家在选择全球化过程当中的路径和程度有所不同，产业链的转移仍会继续，分工仍会继续。

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问题，罗长远更关心全球化的方向在哪里？边界在哪里？传统上大家支持全球化，支持效率优先这种模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全球化对全球收入分配失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应对，哪怕是因为民粹的原因，其实全球化往前推也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全球产业链重构时，正是我们重新权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重新评价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