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如何迎接中国的监管新框架

8月12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特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做客第166期【鸿儒论道】，深度解析中国的监管新框架，前瞻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韬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邢自强认为，中国政府近期在互联网平台、数据治理以及反垄断等领域的监管动作层出不穷，显示决策层正在将经济治理的重心从增长优先转向力图平衡增长与安全，特别是社会公平、数据安全、产业链自主。

针对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对校外培训机构和行业进行严格监管，导致香港和美国上市的教育概念股闪崩的情形，邢自强认为校外培训领域的整顿具有一定特殊性，对大部分行业来讲目前监管的新框架不是要彻底地推倒现有的商业模式，现在中国追求的是平衡增长和安全。中国还是比较依赖企业家精神，依赖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部门去推动创新、维持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所以在树立这种新的监管框架的过程中，他相信最终政策会有意识的动态调整，有破有利，试图平衡，避免过度地影响营商私人部门的信心。

这个变化如何影响全球资本配置中国市场呢？邢自强指出海外投资者由于中外的资讯、文化的差异，对本轮中国监管改革的框架、周期长度和最终目标并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在短线认为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压制中国市场的估值。但是长线来讲经济结构的演变对投资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这样的监管框架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第一是从长期来讲，在中国整个蛋糕继续做大的过程中，更重视蛋糕的分配，这个分配对劳动者越来越倾斜和有利，纯粹对资本和企业利润可能在蛋糕分配里面的比例在未来有所下降。第二是从行业上，一些加剧社会焦虑，加剧贫富差距，以及与新时代数据安全，产业链自主，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减碳、减少污染相抵触的行业在未来长线还会继续碰到监管重拳。第三块是投资组合可能需要重置。目前明晟指数（MSCI指数）旗下的中国指数里互联网公司占了50%，消费、高端制造业、新能源产业链、半导体产业等加起来不到40%，这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很不匹配，预计未来明晟指数中国指数中互联网板块的权重将会下降，而工业板块和IT板块的权重可能会上升。

他指出下一步中国要应对人口老龄化、逆全球化、碳中和，这些都是新的投资周期和机遇。政府的抓手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打破过去撒胡椒粉式的小城市化，推动五大都市圈实现城市群的一体化，特别是在打破户籍、养老、医保、公共福利的互认，使得人员、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以及在整个公共设施、包括基建在内的互联互通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跃进。二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造成储蓄率明显下降。在储蓄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将从资本输出国逐渐转变为资本输入国，未来将更需要国际资本。稳住全球资本的信心，持续地吸引外资，是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提升生产率的进程中，很重要的助力因素。

他建议在监管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好节奏、协调政策，避免重新超调，一旦超调影响企业的信心，外商投资的信心，给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包括中国的外部融资都会带来风险。一方面监管层要在加强监管和呵护市场信心中间取得平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避免层层加码、过度监管，损害企业的创新和信心。另一方面政策可以加强沟通、引导，重视与市场对话。出台多轮政策更讲求协同性，避免中外文化壁垒误读中国的政策，影响全球对中国的信心。

高利民从“分化”角度对监管重置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监管的背后是“分化”。整个GDP从2010增速开始下滑以后，其实中国就从一个增量经济的时代进入了存量经济的时代，所以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重置，重置可能会是常态。他指出分化本身又会创造一些新型的机遇，如新能源、国产替代、“资本品”出口、“小精特新”产业，都存在非常大的机会。

黄韬则从法律问题研究的角度对监管新框架下的制度走向提出两个观察点：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在过去40多年也总体保持了一个中性的状态。中性的法律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过往，我国的立法者和法律的执行者总体上更加强调“做大蛋糕”，“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程度非常高，而40年之后的今天，似乎“分蛋糕”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了。就当下热议的反垄断问题、劳工保护、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未来怎么做到利益再平衡，不至于让政策目标从以往中性的轨道偏离出去太远，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二是现在的监管新框架下，各类监管法律，包括金融监管法、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劳动法、环境法等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多元化的态势非常明显。在整个国家的宏观层面做多重的政策目标考量无可厚非，但是同时放到一部法律甚至一个监管法律条文里，这就对监管者和对监管者都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时候法律规则的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就弱化了。与此相关，监管法律可能存在一个悖论，即法律所宣示的社会目标和实现的社会效果能不能实现统一。比如涉及到平台型企业的用工保护，法律规则设定平台灵活用工更高的劳工保护程度，跟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不是能够享受到立法者所希望他们获得的社会福利，这是不能简单画等号的。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