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数字普惠金融如何降低侵财犯罪

2026年7月30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行“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课题成果发布暨专题研讨会，正式发布同名研究报告。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消费信贷的犯罪治理效应、作用边界及其法律与政策含义展开讨论。

报告首先从家庭面临临时流动性约束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当个人因就业变动、疾病、教育支出等原因出现短期资金压力时，社会救助、家庭支持和合法融资能否及时发挥作用，可能影响其应对风险的方式。报告据此提出：适度、合规的消费信贷能否在经济压力累积并转化为社会风险之前提供缓冲，从而产生超出资金融通本身的社会价值？

侵犯财产类犯罪与公众日常生活和安全感密切相关。全国性社会调查显示，2016年前后，普通人过去一年遭遇偷盗的比例约为4.4%—8%，毕生累计遭遇偷盗的比例接近20%。从居民报告受害经历到进入法院裁判，案件数量会逐级收缩。因此，仅以法院判决数量衡量犯罪，容易受到报案、立案、裁判及文书公开率等因素影响，未必能够完整反映居民面临的侵财风险。

相关数据表明，近年来犯罪态势总体趋于回落。传统街面犯罪有所减少，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上升，犯罪结构和治理重点正在发生变化。在公安刑事立案和治安处罚等统计层级，侵财类违法犯罪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领域。

针对既有研究在犯罪结果变量和信贷识别方面的不足，报告综合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114万份刑事判决书及140万余条行政处罚记录。报告以居民报告的受害经历和治安评价衡量犯罪风险，并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信贷分指数代理消费信贷发展情况。

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居民财物被偷的比例平均下降约0.8个百分点，其他侵财事件的估计方向也总体为负。信贷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农村居民的治安评价提高约0.84分；正向效应在农村高流动人口地区较为突出。报告同时强调，受现有数据和识别条件限制，相关结果宜理解为较为稳健的经验关联，因果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机制检验显示，数字信贷发展与个体借款被拒概率下降显著相关，这一效应主要集中在农村和传统金融服务仍有提升空间的地区。家庭在遭遇突发支出和收入中断时，可能由此获得合法、及时的资金缓冲。部分侵财行为与短期经济压力和流动性约束存在关联，消费信贷可以通过平滑家庭收支，降低经济压力向越轨行为转化的风险。

对判决书的分析提供了补充证据。盗窃案件人均涉案金额中位数约为3500元，一些判决材料反映出就业不稳定、突发医疗和家庭教育支出等背景因素。侵财罪中62.7%的刑期在一年以下，部分被告存在再犯情形。对于部分低案值以及由特殊负担引发的侵财行为，仅依靠事后处罚未必能够充分回应其复杂诱因，风险预防和社会支持同样值得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家庭借贷渠道正在趋于正规化。2011—2023年间，一线与五线城市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差距缩小一半以上。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渠道占比持续提高，其他渠道明显下降；数字金融平台成为连接正规信贷与家庭的重要渠道，并在传统网点覆盖不足的地区补充小额信贷供给。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的跨学科价值。研究说明，金融除资金融通功能外，还可能帮助处于临时困难中的家庭应对短期风险，产生正向社会效应；同时也提示，刑事治理存在一定边界，需要与社会政策、金融服务和风险预防机制相互配合。

与会专家进一步建议从更广义的社会保障框架审视金融的角色。评价消费信贷不能只问“金融有没有风险”，还应比较正规金融缺位后的替代方案：借款人将转向社会救助、亲友借款或非正规融资，还是压缩医疗、教育和基本生活支出？这一比较有助于合理划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责任。合规消费信贷可以成为风险缓冲机制的有益补充，但不能替代基本公共保障。

围绕高利贷治理，与会专家介绍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制度经验。与会者指出，如果价格限制过于刚性，部分真实借款需求可能转向非正规渠道，借款人反而面临更高的综合成本和不当催收风险。高利贷的认定不宜只看名义利率，还应依据公平交易原则，审查借款人是否充分知情和自主自愿，贷款人是否不当利用其紧急处境或信息劣势，以及各类费用是否被用于规避监管。具体制度安排应进一步增强创新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实证方法方面，与会学者建议进一步控制视频监控等技术进步、现金使用率下降等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更清晰地区分数字支付与消费信贷的作用，并寻找更具外生性的政策变化，提高因果识别的可靠性。

会议认为，消费信贷治理不应在“全面放开”与“一律禁止”之间作简单选择。更可行的路径，是扩大持牌、透明、适度和可负担的信贷供给，同时完善征信、适当性管理、综合成本披露和债务救济机制，使真正需要短期缓冲的人借得到、借得起、还得上，并守住社会保障与金融治理的责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