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研讨会

我国现行公司法于1993年制定，1999年、2004年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2013年、2018年又对公司资本制度相关问题作了两次重要修改。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下称“一审稿”）进行了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时隔一年，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下称“二审稿”）进行了审议，并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2023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研讨会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行。来自业界、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方向性问题，围绕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等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本次研讨会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郑志刚教授提出，分析《公司法》一审稿和二审稿过程中需要始终贯穿三个原则，这也是判定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合理的几个经济学原则：第一是效率原则，第二是责任与权利对称原则，第三现实可实施性原则。他认为，《公司法》（含二审稿）在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方面，有一些积极的改变：第一，将股东临时提案的门槛从原来的3%降低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这个和LLSV相关的系列法金融研究中强调法律对股东权利行使便利性的原则是一致的。第二，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门槛从一审稿仅仅要求连续180日持股1%以上提高至3%，这意味着从财务投资者到战略投资者身份的转化，在强调投资者权益保护更加细致和平衡。第三，修改稿明确鼓励公司为董事履职购买董事责任险，这不失为对康美药业案后不堪重负的独董责任的一种积极应对。第四，看到了类别股的独特性，为日落条款进入公司章程提供了法律依据。日落条款完善了同股不同权构架，实现了创新导向与权益保护二者之间的平衡。第五，无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监事会成为选择性条款，这是监事制度全面向独立董事制度靠拢和监事制度，最终全面退出中国公司治理舞台的前奏。

同时他指出，《公司法》二审稿有待进一步改善的方面：一是严肃立法中尽量避免出现道德呼吁，而是专业强调法律规范。二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进入问题，这与修改《公司法》监事会相关条款的立法精神是相违背的。三是二审稿有一个表述，独董的履职有巨大的挑战，“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指的是该董事是在表决时出具否定（保留）意见，还是曾经表示顾虑，但最终被说服而选择投票支持，就存在至少两种以上的歧义，未来《公司法》进一步修改时要进一步明晰。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周游副教授认为二审稿对一审稿中的诸多规则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改，但也有不少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而维持现行法或者回溯至1993年公司法的做法，基于此，他提出，第一，有必要赋予公司在公司内部机关设置及其职权配置方面的选择自由。比如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经理似乎没有作为必设机关的必要，不设董事会的董事之职权配置也理应赋予公司一定程度的章程自治权等，由此也更契合二审稿第一条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第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监事会和监事的法律地位及相关规则。监事（会）虽然可能被审计委员会取代，然其职权从一审稿的规定开始即有所强化，而与之相应的规则未得以同步革新。例如瑕疵决议规则并未扩张适用于监事会会议决议，损害股东利益等情形下的责任主体也未将监事纳入其中。第三，进一步明确和夯实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实际控制人中心主义是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考虑到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决定性影响，公司法修改宜确定实际控制人作为承担相应责任的潜在主体，并在公司资本充实、人格否认、股东权利保护及关联关系等维度完善实际控制人规则。

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与投资保护研究所王军教授从股东责任和公司治理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关于股东责任，他认为二审稿中主要有两处变化：一是股东出资责任有所加强，但观念基础仍然是19世纪成形的资本确定、资本充实理念。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必定要求法律对股东出资进行较为严密的规制，但在商业实践中，人们也不是完全依靠公司资本来保障债权安全。严格、刻板的出资规则对保护公司债权人效果很有限，反而极大地制约了公司的投融资灵活性，得不偿失，也使认缴制的作用进一步受到抑制。二是对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做了进一步的规定。除了原有的对滥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行为的规定外，扩大了对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导致两项公司基础性规则被刺穿、被否认的规定。但股东权利不得滥用的规则，均是概括性规范，适用中需要大量解释，原告举证责任也较重。

关于公司治理，他认为，监事会的设置是一个失败的法律移植，把监事会已经变成一个非必设的机关，这增加了公司内部治理架构的灵活性。关于机构职权，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配置，由法条逐一罗列，限制过多，灵活性不足。值得肯定的是，在董事、监事、高管的义务方面，公司法做了一些调整，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概括规定有所改进，具体规则有所细化，增加了董事、监事、高管对公司外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关于股东出资责任和监事会存废问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吴弘教授也进行了补充。关于股东的出资责任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考虑两个原则：一是效率和安全相结合原则。二审稿对股东的出资责任，尤其是认缴出资制规定的非常详细，这更侧重于安全的考虑。本来认缴制是比较灵活、有利于出资人，现在的一些限制就使得认缴制变得举步维艰。二是保护债权人与保护投资者相结合原则，不要偏废。公司制度本身更应该重视投资者的利益，但现实中遇到一些问题，就强调对债权人优先保护，保护投资人放在第二位。对已经转让出资的出让人，已完成出让了还要被追究、承担补充责任。关于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设置，他认为其修改也需要考虑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制度创新与法律习惯的平衡，制度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还是要考虑国情，考虑执法守法的情况，以及未来实践的走向。第二个原则是强制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则需要针对不同公司情况有不同的选项，设不设监事会还是让公司选择更好。

关于债权人的保护，通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悦民指出，从法律上看，债权人的保护首先是通过《合同法》《破产法》《担保法》，而不是《公司法》，另外我们可能忽略的一点是债权人的保护，尤其是成熟的金融债权人的保护，除了靠法律，更多的是应该是靠合同的约定来保护。他认为，不能空泛地主张《公司法》对债权人的保护。关于公司小股东的保护问题，不应当强加给债权人，而是应当通过章程、股东间协议以及《公司法》的规定来保护。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理事沈韬、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也参与了此次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