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与平台治理”专题研讨会

2022年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共七章50条，其中明确了相关的电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联网治理、综合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并将于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为了更好探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后对互联网用户和平台企业的影响，由数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承办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与平台治理”专题研讨会于2022年10月25日在上海举行。

在主题发言阶段，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曹博副教授分析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用户数字权利的减损及完善路径。他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扩张了网络平台的技术权力，将网络平台的“看门人”职责体现得更加明确；增强了市场主体与公安机关的信息交互和职能衔接，增加了公安机关的监控范畴，但整个流程建立的过程中，缺乏对用户数字权利的关注，缺乏相应制衡机制，有关保密义务的规定不具可操作性。

他建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应完善对数字权利的保护机制，一要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涉及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合规建设、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流程化记录等；二要改进算法决策机制，建立一个可解释的规则，保证个人对自动化决策的拒绝权；三要完善申诉救济程序，审查人员的专业性、处理申诉的及时性，以及外部独立的监督机构，都具有必要性。最后是细化临时风险的防范措施。比如对临时风险防范措施进行分类，针对通讯信息、社交网络、资金账户、人身等不同类别的临时风险防范措施有哪些。只有建立一个比较确定的防范机制，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误伤的风险。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黄韬从金融机构的责任及其限度展开了分析。他认为相关条文规定了金融机构应当或者需要如何做，但没有明确界定这些是金融机构的权利还是义务。界定不同，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界定是权利，那金融机构对限制交易的行为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界定是义务，那金融机构要对没有限制交易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在现实中，如果受害者认为金融机构没有尽到反电信网络诈骗审查义务的法定职责、法定义务，可能会起诉金融机构承担连带责任。按照目前条文规定，金融机构不仅在资金支付法律关系层面，而且在基础交易法律关系层面承担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审查的义务或者职责。黄韬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交易的效率以及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展。另外，也会产生一定道德风险，即鼓励不负责任，鼓励更多的诈骗行为。

同济大学法学院苏苗罕副教授从规制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制度安排。这部法律的规制对象涉及四类行业实体，即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的支付机构。这种规制模式为内部管理型规制（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这些行业实际承担了类似守门人的职责。现实中，企业为了避免自己违规的风险，可能会加强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关于电信网络工具的规制问题，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规制工具就是实名制，但实名制在中国的实施效果存在争议。中国全社会的信息总量80%是在政府手上，政府部门如何能保证这些数据万无一失？《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也规定政府要保护个人信息，但是出现信息泄露问题，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目前法律上是空白的。

华东政法大学廖志敏教授指出，从实体规则上对收集信息的范围和内容进行限制,如果规定得过细，可能会抑制商业创新。他比较倾向于自由市场主义,如果企业不恰当地收集了客户的信息，然后又不能很好地保护它，这会对企业的市场信用造成冲击，这种市场的约束，可能会促进企业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这套机制是否有效，目前也不确定。针对该法律，他也提出了几点质疑，一是平台如何执行，才算尽到保护个人隐私的义务？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那法律是没有执行力的。二是如果个人信息被泄露或滥用了，应该找谁？现实中个人接受的服务往往是多个企业联合提供的，个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则能不能应对这个问题？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杜仪方教授补充道，目前的反诈监管体系当中，至少包含四种主体，一方是普通的公民，可能是受害者，一方是加害者，第三方是行业主体，第四方是政府。在不同的情形下，不同主体的角色不一样，法律关系和角色是值得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一个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张效羽教授提出，当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以侦查为中心，实名制、限额制、连坐制，有利于侦查但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更大。他认为电信诈骗泛滥的根源有两个：一是我国个人信息泄露比较严重，主要是系统性基础信息的泄露为主。二是大众对金融常识、经济常识、基本政治常识的匮乏。他建议，要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电信诈骗的机制，首先从防止个人信息系统性泄露开始，实行动态的身份证制度。第二，减少不必要的实名制度。第三，减少不必要的限额制度。第四，鼓励不同平台发展具有特色的身份认证机制。前台信息可能是不同的信息，后台核心的信息打通的，可以和公安部门、政府的信息共享的。除了技术上进行改革外，预防电信诈骗还要大力普及现代经济金融的知识是遏制电信诈骗的根本内容。一是要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全国性的政府信息查询检索机制。二是要普及反诈常识，建立新型诈骗话术预警通报机制。三是要普及现代经济金融知识，减少愚昧无知。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蒋红珍教授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平台合规建设进行了分析。事前阶段，平台应该设立预防性机制，要求相关信息的核验，比如实名登记等。事中阶段，平台要有初步的检测和识别机制，并且要有相应的处置机制。事后阶段，如果涉诈的信息和行为已经相对比较明确了之后，平台就需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她也强调，不能把所有的治理责任和合规要求都付诸给市场主体。

数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道生，数字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肖云月、蔡珊珊、何丹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也参与了此次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