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不能承受的社会治理之重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襄阳市襄城区的各个村(居)委会挂着各类牌匾，数不胜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襄阳市委从实际需要出发，清理过多、过滥的匾牌，为村(居)委会减负，将村(居)委会干部从摊派任务中解放出来。清理后，辖区内的隆中街道办事处花木店村村委会的牌匾由126块，变为了27块；千山社区居委也有原有的163块，变为仅保留了31块。

这则新闻并不大，字数也不多，不过，反映的问题却很深。

提到居委会，往往会在后面加上“大妈”两个字，让人联想到居委会大妈的形象。这种联想虽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也大致上反映了居委会的人力状况。一般而言，居委会人手少，人员能力也不算强，根本无法完成126块牌匾所意味的重任，126块牌匾，基本上是形式主义。

表面上当然是上级政府懒政的问题。有了工作，相关上级部门自己不去认真调研、细致工作、扎实落实，往最无话语权的居委会一扔，居委会立块牌子，然后，再考核居委会，下面糊弄上面，上面睁只眼闭只眼，事情就算落实到了基层，皆大欢喜。

如果仔细想一想居委会的职能，就会发现，这126块牌匾所涉及的工作范围，很多并不在居委会的职责范围之内。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的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由此可见，居民委员会，本质上，法律意义上，都是一个居民自治的组织，是一个法律框架下的市民社会组织。

当然，1982宪法同时规定，居民委员会与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根据法律，不设区的市（县级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街道及其办事处）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而居民委员会也应协助其工作。

显然，在自治与指导，自治与协作之间，是一条模糊不清的界限，而这个界限的左右摆动，则反映了我国公民权利、市民社会发育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襄阳市的126块牌匾，不过是一滴水见太阳。

一方面，毋庸讳言，建国以来，长期的计划经济生活中，国家与组织包揽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此同时，也抑制了公民权利的发育。人们没有必要，也不能，关注、参与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社区建设。实际上，社会化的企业替代了市场与社会、家属区取代了居民区，单位人替代了社会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观念、习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正是由于之前长期缺乏社会生活，中国市民阶层普遍缺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态度，由此，居委会的自治就缺乏市民权利的支撑。当“自治”退缩，“指导”与“协作”就自然会取而代之。

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一方面，这个意见指出：“凡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逐步清理和整合在社区设立的各种工作机构，规范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大力压缩针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各类会议、台账和材料报表”。显然，基层居委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决策者并非没有察觉。

但与此同时，该通知也指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显然，在组织体系中，预算意味着权力。自然而然，居委会就被政府化，由自治组织变为了基层政府，各种牌匾也就挂满了居委会的墙。

实际上，社区居民委员会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费用，本应经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讨论，按照自愿原则，可以向社区居民或受益单位筹集。但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居委会，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个高度集体化、体制化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遗迹，必然存在僵化之处，它已经无法灵活的、专业化的完成从筹款，到具体事务的各种操作。而在一个成熟而发达的市民社会中，这些事情本该由各种专业化的NGO组织去完成。

所以，抽象来看，居委会的各种牌匾，不过是“自治”的退与“指导”、“协作”的进；“筹款”的退与“预算”的进的反映，本质上都是公民权利的“退”与政府权力的“进”。那么，最终摘掉居委会的各种牌匾的，也就只能是公民权利的充分发育。

刊于《新京报》 | 2014-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