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涨价的三重提问

北京地铁“2元时代”将终结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争论。争论的声音虽多，但核心问题无非那么几个。

第一个问题：价格是有效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专家的：“很多人有事没事坐地铁，价格可以有效地挤出他们”；另一种意见是，城市大，人口多，布局不合理，坐地铁是刚需，所以，再怎么涨价对地铁拥挤的现状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价格真能发挥挤出作用，2元钱的地铁票价早就应该把这一部分人挤到只要4毛的公交上了。

两种意见，前一种意见显得不近人情，而后一种似乎更体恤民情。不过前一种说法并非毫无底线地为政府背书，也有其道理。

任何细微的价格变化，都会带来需求的变化。即使对单个人看起来影响不大，但统计上肯定会出现明显的效应。最极端例子，汽油价格每升上调2毛，铁路运价上涨2分，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都是有极大意义的，在地铁上也是如此。

实际上，是否挤出，并非价格单一的作用，而是一个时间/价格的性价比问题。举一个稍微极端的例子，从海淀到亦庄，2块钱的票不足以把退休大妈挤到哪怕免费的公交上。但如果地铁的绝对票价上升，坐几站去公园锻炼的大妈，从东边到西边打麻将的老人，给老公送饭的贫寒夫妻，给地摊送货的老板，甚至同城点对点快递的业务员，等等，的确可以被价格挤到公交上去。因为这些出行行为或是不那么在乎时间，或是有着精确的成本考量——比如，送饭省8块，来去花费4块，送饭更是合算的，随着涨价，这类行为在经济上就不合算。当然，他们都不是有事没事坐地铁，但需求的确可以被转移，甚至被消灭。

不过，即使从理论上看，价格能够挤出一些人当地面公交，甚至消灭一些出行行为，但价格有效却不一定意味着公正。

假设涨到4块的均价，每天来回多4块，一个月多100块，然后人少一点，地铁的管理难度少一些，更加安全一些，没有那么拥挤，现在的上班族愿不愿意呢？这是否公平呢？如果说这种情况还可以讨论的话，但另一种情况就会让人更加矛盾。价格与挤出作用，并非线性关系，有可能人群对最初的上涨并不敏感，直到票价提高到某一个幅度，但在这个时候，就如同春运火车票，当火车票价格的分离、挤出功能还未明显实现之前，高昂的票价早就已经失掉了社会的公义。

而且，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因素，这即第二问题：福利与税负。

毫无疑问，现在的北京地铁是一种福利。虽然任何福利都可看做“财政幻觉”，即民众虽然认为是政府提供，可实际上最终还是来自于老百姓的纳税。不过，在当下中国的政府开支体系中，人们对收钱无可奈何，转而要求更多的福利，也是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拿财政幻觉来说事，也显得有那么几分何不食肉糜。但争辩者也有其道理：既然收钱是强硬的，不可改变的，那么，任何福利支出都会带动更大的开支，认为“既然不能改变纳税，那就多要一点福利”的想法，是幼稚的，北京的地铁福利，实际上会导致更多的税负。

即便赞成福利，观点也有分歧：地铁福利是否应该仅仅归于北京户籍的人？而这个问题，却是围绕北京地铁的众多争论中，可以给出最明确回答的。

现在，只要在北京，谁都可以坐北京地铁，是毫无门槛的福利。生活在北京的人，不管是游客，还是黑户，还是本地居民，只要在北京生活下来了，自食其力，其经济活动必然产生价值与税收，所以，总体上看，坐地铁，只是享受了北京居民本来就该享受的福利。如果仅仅把这个福利归于北京户籍，那么就是一种明显的本地人掠夺。

所谓本地人掠夺，是指中国的地方财政，从收到支的过程存在三次概念转化。按照中国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情况，发达地区的税收是由来自不同区域的不同户籍人群所贡献，税收缴纳之后，由户籍群体概念转变为了地区概念，变为地区财政，最后再次转化为户籍概念，变为当地户籍人群的福利。在这个概念的三次转换中，一部分外地人创造的财富，变为了本地财政支出，成为了一些人想象中的“某某地区人民的血汗钱”——“本地人掠夺”的过程就这样悄然的完成了。

不过，虽然通过经济学的经验把握，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判断出，为了减少人流，提升安全，更高效的利用地面公交，有涨价的必要；但也很容易判断出，北京财政收入离不开外地人的贡献，但到底涨价会不会降低人流量，到底外地人贡献了多少税负，享受了多少福利，却谁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围绕北京地铁涨价的第三个问题：专业化、技术化、数据化、透明化的决策体系。

显然，当相关部门的管理水平不能精确提供反映人流结构的数据，如长途的是多少，短途的是多少，上班的是多少，退休的是多少，这些比例在时间上的分布又是如何这些数据，自然不能回答公众，为什么要涨价，应该涨到多少，其效果是什么？从更多大范围来看，缺乏这种专业化管理的基础，公共政策的争论自然是各说各话，相持不下。更何况，公共讨论本身，也是受到抑制的。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奢望有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呢？实际上，雾霾、拥堵、土地之上的放假，一切一切，皆是公共政策之果。

我们经历过诗人治国的惨痛，也经历过工程师治国的时期，但是即使到现在，有着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仍然缺乏专业的、技术的、数据化的治理方式。可见，良好的治理方式与管理者的专业无关，与技术无关，更多的涉及的是权力的性质。显然，落实“权为民所用”的逻辑前提必然是“权为民所赋”的具体化。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3-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