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骄傲与责任——说说“双非”儿童

平心而论，在过去内地的艰难岁月中，香港人的接纳，为一些追寻自由的内地人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既有当时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因素，也有富亲戚包容穷亲戚的肚量。就如现在内地城管是过街老鼠，人们有充沛的同情心施舍给弱势的引车卖浆者，但是，真若没有了城管，小贩充斥街头，这些同情立马消失殆尽，变为抱怨。或者，当明白小贩收入颇丰，甚至高过自己的时候，这种同情之心也会大大减弱。

如果顺着这个比喻，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逃港时的同情，也许，只是因为有子弹挡住了更多人的涌入。

当然，这都是人之常情，人性如此，无可厚非。

我们把目光转到当下，就现在的具体问题来说，什么是香港的利益？通过奶粉贸易赚取更多的钱是香港的利益吗？香港从来不产生一种名叫奶粉的资源，香港的资源是制度化的自由贸易，正是因为自由贸易，香港才能为一个奶粉流向内地的通道。现在，因为稍有不便，甚至只是因为短时间内的市场反应问题，在某些人操弄民意之下，堵塞这个通道，同时也就伤害了香港的自由制度资源。从长远来来看，这可能就是经济没落的开始。

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则是“双非”儿童。

其实，孩子不太可能离开妈妈独立在香港生活，如果妈妈不工作，陪着孩子在香港接受基础教育，其在香港的日常开销，带来的消费与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盖过政府在教育福利上的投资。如果妈妈陪读之余，还在香港工作，孩子自然不是“双非”儿童。妈妈承担了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孩子当然可以享受福利。

而且，孩子虽然要享受福利，但以后却会工作，人既是资源的消耗者，同时也是财富的创造者，那种把人视为消耗者的思维和计划生育的思想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即使退一步讲，外来人口带来的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创造，需要时间来显现，况且还需要一系列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也并不一定能达到。而当人作为一种资源的效应还未显现时，人作为一种消耗就已经发生了，从表面上看，就会侵占到本地人的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本地人当然可以抛弃自由的价值观，通过民主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自己所属的地区资源、福利流向外来人口——即使从长远看，这会减小福利，但群众的理性程度，从来都不高。不过，无论如何，这并无太大问题，是本地人的权利。

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所谓的坚持，并非为了所谓生活方式，也不是拒绝为他人提供自由，仅仅是对眼前利益的计较。更糟糕的则是，被政客煽动与操弄的民意。

回顾“双非”儿童问题的始末，不难发现这并非危言耸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就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1996年的时候，全国人大释法，即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如果按这个释法来看，就根本没有“双非”儿童的问题。

这个释法何尝不是出于对内地的更深刻了解，甚至源于对大逃港的耻辱性记忆。但对于香港而言，也许，大逃港是一种荣光，并未认识到背后的威胁。就如同现在政治正确式的对城管的仇恨，全然不知没有城管也是不行的。于是，“骄傲”出现了。

2001年，香港“自由行”开启之后，赴港生子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庄丰源案”案发生了（注：2001年7月20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决在香港出生、其父母非香港居民的庄丰源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此后，越来越多内地孕妇为孩子获得香港身份赴港产子，引起不少争议）。简单的来说，“庄丰源案”就是香港终审法院，也许是怀着要当自由灯塔的骄傲，不认可人大在1996年的释法，通过判例确定了“双非”儿童的香港居民地位。

法律地位确认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出于人口出生率，以及经济收益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对于“双非”问题，多有反复：2005年，香港医管局推出了“非符合资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费用”，规定赴港产子费用为2万港元。2007年，价格涨到4万8。2009年10月，由于香港生育高峰，第一次“限制令”发出，第二年又旋即取消。2011年4月，香港医管局再发“限制令”；到2012年，改为配额制度，香港公私营医院合共提供34400个名额。到了2013年，配额全部取消，并且，作为零配额的必需，香港政府开始横蛮的敲问、检查内地妇女的肚子。

站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观察一个问题的始末，可以不纠结于当下的利益，得到更靠谱的结论。

当年为了骄傲，堵死了法律上的道路，现在为了骄傲，判例不能变，就只有求助于行政权力。但是，这个过程却需要极其小心。在放弃了法律的程序，改走行政政策路线的时候，从民间态度到政府政策，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糟糕过程。

既要保持福利，又要保持骄傲，就只有通过行政手段去伤害他人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实质上被遗弃，自由被民意裹挟，政府越涨越大，内地妇女的尊严被牺牲。但是，香港要保持自己的骄傲，为何非要去敲到内地妇女的肚子？难道这是在保卫香港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一边争取政治自由，一边却任凭行政政策伤害自由与法治，这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

香港的确处于一个大环境、大制度的压迫下，正因为如此，唯有自由才能抵抗。在香港，应该是民主挣扎在自由的汪洋大海中，而不是自由在民主的汪洋中艰难求生。

香港自由的威胁绝不仅仅来自于他们头脑中的那个强权，而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对美国人说过，我们会把社会主义一点点的喂给你们，等你们发现时，就已在社会主义中了。

在“双非”政策中膨胀的香港医管局、敲妇女肚子的公务员、操弄民意的政客，难道不都是具体而微的绝佳例子？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3-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