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50%，“极低生育率”社会的出路在哪？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度人口数据，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曾在1960和1961年出现过减少，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这意味着2022年的人口减少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减少。

956万出生人口意味着什么？

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出生1203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3，按这个比例以及2020年与2022年育龄妇女的人口规模变动，2022年的956万出生人口大致对应的总和生育率为1.06。

回顾过去二十年，2000年五普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六普为1.18，当时全国实施一孩政策（部分农村实施一孩半政策）。而2020年是全面二孩时代，七普数据公布之前，一些学界估计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中值在1.6-1.8，相应预测的人口峰值可能在2027-2030年出现。七普数据出来以后，总和生育仅有1.3，这是在全面二孩的环境下发生的，仅比一孩政策时代的2000年和2010年高了0.1，大大低于预期。

2022年则是全面三孩后的第一年，但总和生育率不升反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疫情因素，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生育意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影响了次年的出生人口，而2021年全民接种的新冠疫苗，会进一步抑制生育，因此2022年的出生人口比2021年下降的更多；

第二，生育政策的因素，一方面全面二孩的堆积效基本消退，全面三孩带来的出生人口是有限的，目前看，完全无法抵消二孩政策边际减少的效应。

除了生育率变动以外，15-49岁的育龄女性数量在减少，过去几年育龄女性总量每年减少400万-500万人。其中，生育最活跃的22-34岁育龄女性（生育数占总生育的四分之三以上），在过去两年减少了1000万人，她们的平均生育率在8%以上。

这些因素，使得过去的2年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了0.2以上，这已然显示中国明确进入极低生育率时代。

跨国比较来看，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和发展阶段负相关，总体上经济越发达，总和生育率会越低。中国的生育率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是未富而出现了少子老龄化现象。

中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仅略高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低于新加坡（1.1）。过去20多年，日本经常被当成低生育率的典型，但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3左右，已然是东亚地区的天花板，其人均GDP和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接近，但生育率高出0.3左右。至于美德法等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水平更是高于1.5，远远高于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

七普之前，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已经被学界和公众熟知，但中国人口的峰值在哪一年，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大致都登录2025年以后。七普以后，中国人口达峰的年份大大提前，王广州等学者此前估计中国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24年前后。

但中国人口实际的达峰年份比这些预测都要早，2021年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首个拐点。

展望未来，202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是2022年怀孕的，考虑到去年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2023年的出生人口显然不能乐观。2023年又是中国解封的第一年，死亡率会高于正常年份，综合这两者，中国2023年的人口总量下降会比2022年更大。待疫情好转，出生人口可能会迎来一波补偿性生育，形成轻微的人口反弹，但现在看来，即使反弹，空间也很有限，让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都困难。因此，2021年的14.126亿人口就是中国人口的峰值。

错误的生育率数据，让计划生育政策多延长了30年

最近十年，中国公众对生育率的认知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一直以来，中国人一直呈现想生、能生的形象，尽管有严厉的生育政策，但超生源源不绝，超生游击队的小品甚至登陆春晚，成为中国人生育的典型形象。一直在2015年以前，中国官方的口径都是如果不限制生育，中国人的生育就会爆发。

中国人民大学一些知名的人口学者在2014年于《人口研究》刊发的一篇论文称，当时立即实施全面二孩，将会多生9400万人，年度出生人口峰值最高可达4995万，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5.01亿的峰值。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潜在生育率极高，梁中堂、郭志刚、左学金等很多学者早在1990年代就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那么高。

实施计划生育十年后的1992年，中国开展了全国性生育率抽样调查，该数据显示中国生育水平大幅快速下降，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2年时，已经降至1.5-1.7（于景元、袁建华，1996；曾毅，1996）。随后1997年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2000年五普、2010年的六普以及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有同样的结论，直接统计的总和生育率处于下降趋势，并且位于极低的生育率状态，其中2000年五普为1.22、2010年六普为1.18。

当时的总和生育率是如此之低，所以一些学者开始呼吁放开计划生育，比如复旦大学王丰教授等人在2004年组织了《21世纪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呼吁调整生育政策。

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么低的生育率“似乎难以解释”，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不符合，他们坚持认为普查数据存在瞒报、漏报。

人口计生委在2006年和2017年先后自行组织了两次调查，其中2006年调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87，2017年调查2006-2016的总和生育率为1.65左右（贺丹等，2018）。还有一些学者估计瞒报、漏报水平，或者用教育、户籍数据，回填出生人口，这样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就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高了0.1-0.4。

这些数值要比同期国家统计局的数值要高0.1-0.4。这些数值与五普、六普的差异就是1.5之上还是之下，一些学者将1.5视为人口机制的分水岭，一旦降到这个线以下，将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回升。

政府视角来看，2000年以来，计生部门没有采信统计部门的总和生育率，而是参考其主持的抽样数据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对外维持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的口径。

从2000年到2017年，出生人口一直保持较为平稳，大致维持在1600-1900万人。平稳的出生人口给了很多人错觉，他们觉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没怎么变化，一直是1.8左右。

但很多人不了解生育的基本事实。第一，中国的80后是一个生育高峰（他们的父母辈是1960年代前后，也是一个生育高峰），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他们的子女在集中在2005年到2015年出生。

所以尽管2000年以后潜在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幅下降，但育龄女性的规模反而上升了，这个对冲了生育率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二，1987-1988年是出生人口的峰值，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此后出生人口规模快速下滑，从1987年的2500万人以上，下降到2003年的1600万。

2010年的六普显示，24岁是生育率的黄金年龄，80后的出生人口峰值对应的后代出生峰值是2012年的高峰，也就是说2012年以后，即使生育率不变，出生人口也会快速下滑。

但这个趋势被生育政策调整对冲了，2013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但政策遇冷。三年以后的2016年出台全面二孩政策，政策释放了高育龄女性的二孩需求，以一孩政策为基准，全面二孩每年多生了小几百万人口。

全面二孩政策抵消了因育龄女性规模下降及一孩生育意愿下降的负面作用，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21年的43%左右。

二孩政策带来的出生人口增长规模远远低于一些人口学者的预期，堆积效应的衰减也快于预期。仅仅2年后的2018年，出生人口就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至此，中国潜在生育率已经落入极低生育率的事实才开始被公众熟知。

尤其是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整个社会就开始讨论生育率究竟低到何种程度。数据出来，震惊了整个中国。过去二十年，女性结婚越来越晚，生孩子的年龄越来越晚，生育间隔时间越来越长，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哪些是中西部农村的低学历女性的生育率也在降低。

一直以来，官方和一些学者强调中国人口统计和普查中存在严重的瞒报和漏报，采用七普数据也可以发现过去十年间依然存在漏报低龄人口的现象，但已经没有人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对于“中国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不再存在争议。

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近1900万，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了50%，巨大的落差，瞬间逆转了中国人“能生”的印象。

如何应对极低生育率社会？

生育是人口的再生产。争夺人口是传统国家的重要议题，传统社会的人口再生产也影响家庭，养儿防老的意义就在这里。传统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动力主要是家庭内部养老的需求，这对应着“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生育观念。

现代社会对人口再生产更加敏感。现代社保体系的本质是年轻抚养老人，年轻人的部分劳动成果贡献给社会里的老人。

这意味着生育存在正的外部性。如果生育的主要成本由家庭承担，那么家庭和个体必然更愿意搭便车，倾向于少生育或不生育而让别人去生，自己坐享其成。这自然会让均衡生育率低于可持续人口再生产的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以后，各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越来越出现低于世代可持续的2.1的水平。

现代养老体系本身也是大号的家庭，不管是现收现付制度还是完全积累制度，老年人总需要年轻人来养，区别在于以家庭内部的形式，还是社会化的形式。如果年轻人过少，而老年人过多，社会化养老也会像家庭一样陷入困境。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依赖社会化养老，解决了个人的养老需求，社会并没有同步补贴家庭生育，造成全社会生育率的下降，继而让社会化养老体系形成了更大的宏观风险。

要保证人口的世代更替是可持续的，必然要给予家庭生育补贴，理论上讲，补贴金额应当等于生育的正外部性部分。

中国曾经点错了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政策迟到了30年以上。而今，我们不能再走错一步，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大多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主要是补贴生育和育儿成本、增加社会对孕产妇、婴幼儿和儿童包容性。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迟到太多，如果再延迟，势必会复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迟缓的后果。

鼓励生育的政策，总的来说有两条：给钱、给包容。

第一，补贴家庭的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直接降低养孩子的成本。短期来看，应该尽快把生育医疗费、生育津贴等纳入到财政保障，尤其是那些没有生育保险的女性，他们一旦生育，就可能会失业，所以对他们生育和产假期间的空缺应该给予生活补贴。此外，对0-3岁的婴幼儿给予育儿补贴，也是应该尽快推出的。

中国现在每年出生1000万人，按3年滚动，每孩每月补贴1000元，每年增加财政支出不过3000亿元，如果限制一下家庭收入水平，还可以定向补贴到中低收入家庭，财政可以减半。考虑到这些儿童未来创造的财富及其对养老金的贡献，是完全应该的支出。

第二．除了生养的成本，社会更应该对婴幼儿和儿童给予更多的包容。2022年，有太多的名言警句，如“最后一代”、“软肋”，当儿童成为自己的软肋被他人要挟时，年轻人自己倾向于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代。

中国目前还有很多社会政策存在以儿童为工具治理社会问题的倾向。早些年，对不符合计划生育家庭不予落户，不允许迁入户籍，不允许读书，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这些限制生育的政策，目前也没有完全清理掉。

在2014年全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一些城市公开宣称“以学控人”，不允许非本地户籍儿童在本地就读义务教育。在2022年，某地居委工作人员私下商议整治居民，明确提出“就是影响你儿子，要不要你儿子的未来了？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在这种环境下，家庭生育意愿恐难提高。

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意愿，是需要一个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每个年轻人自己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希望创造新的生命，和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只有当他们觉得这个新生命可以活的更好，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时，育龄男女才会有更强的意愿去创造新生命。

刊于百度百家号 | 2023-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