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白领与快递小哥、电焊工、水管工不在同一阶层？谈谈经济发展与阶层幻觉

有人在网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是一位学龄前儿童的妈妈，在小区群和邻居闲聊，邻居也是一位妈妈，有一个学龄前或者正在上小学的孩子。

邻居问她：有没有额外给孩子准备学区房。她说：没呀，以后孩子就读门口的小学好了。邻居说：那可不行，咱们的小孩怎么可以读那种学校。她说：那个学校怎么了，看起来很漂亮啊。邻居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这个学区划片基本都是附近的老小区，那些孩子的家庭，打工的卖菜的开出租的，什么都有。

这位妈妈感叹，城市中产、白领这种阶层，有一种神秘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小孩跟劳动人民的小孩不是一个阶层。

邻居的这种阶层区分，既不对，也对。

说这种区分不对，是因为它是一种幻觉。是中国经济、社会、产业结构整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错觉。

首先，是因为经济发展。1978年，中国GDP总额为3679亿元；2022年名义GDP总规模预计会扩大至121.5万亿元。各行各业的规模也相应扩大。更庞大的行业规模，更大更多的公司，都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岗位。与此同时，新技术出现制造出新的需求与新的行业，比如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就提供更多的管理岗位与财富神话。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不足20%，甚至远低于巴西、印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在市场化的驱动下飞速发展，2012年，城市化水平过半，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工作在城市。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联合国全球化城市化展望》预测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在2050年达到75.8%。大量农民进入工业体系，进入低端岗位，替代了原本城市工人，构成职场金字塔的庞大基底。比如，当年的农民变成了现在的快递。

那么，这些原本的工人家庭的孩子做什么去了呢？答案是服务业。1978年我国产业结构呈现“二一三”格局，工业占比最大，农业其次，服务业最低，三次产业比例为28：48：24。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9年，中国三次产业比例为7：39：54。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并非只是当服务员，而是指商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是在城市的写字楼里，坐在电脑、电话前。这些岗位并不见得多么高端，但也是出入写字楼，在城市中心上班。但实质上，做PPT与当年上海的纺织女工并没有太大区别。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在城市中，社会地位的排序中，其实是差不多的。

无论如何，中国疾速增长的经济规模，给所有人提供了上升空间，形成了一种阶层上升的幻觉。

说这种区分是幻觉，除了这种实质性的排序位置没有改变外，还因为这种职业的区分，仅仅需要一代人，甚至一个人自身努力就能填补上了，毕竟，现在不是一辈子一个职业的时代了。做快递的小哥，去考个自考，就能进写字楼上班。甚至，快递小哥本身可能就有高中文凭，转头就能穿上西装做房产中介。

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在写字楼上班的人，未必有送快递，做电焊工、水管工的收入高。收入是一切社会阶层划分的基础，起着根本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随着收入接近，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会越来越高。

但客观地说，也应该看到的是，邻居的这种优越感，或者说忧虑，也有对的成分。

那位邻居所说的“打工的、卖菜的、开出租的”其实往往都是外地人。中国还存在户籍制度，而家长对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基于对子女未来命运的判断。如果能留在他们打工的城市，能在城市定居，他们的孩子能获得城市孩子一样的公共服务与机会。家长一定会尽力让孩子在城市有基本的生活、扎根的能力，就会加大教育投资。但如果预期仅仅是走自己的路，重复“打工—回老家”，那么，这种投资意愿就不足。

这种投资意愿不足的同时，教育意愿就不足，这就会造成对孩子的管束、教育下降，最终影响班级、学校的教育质量。反过来家庭能够投资学区房，较高的经济能力意味着较高的学历，此外，还意味着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

所以说，这种阶层区分也有一点道理，实际上是一种家庭教育意愿、教育能力区分。在这个过程中，学区房强化了这个所谓的区别，提供了一种识别机制与筛选机制。从这个角度，邻居的一番话，也是一定范围内可成立的小道理。

刊于《南方周末》 |202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