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观念改变，要从大城市开始做起

推动中国生育率的提升是当下的大政策背景。推动生育率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改变观念。

生物繁衍，生生不息，乃出于本能推动。本能同时也决定了生存资源一定是向下一代倾斜的，这是生物繁衍的自然规律。人类摆脱了本能，但繁衍本能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变为了亲子之爱，变为文化、观念、道德，影响、促进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同样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父母处获得资源，然后为子女奉献。

所以人的生育行为从经济上肯定是不划算的，推动生育行为的更多的是观念，而不是算计。多子多福、家族繁荣、枝开叶散等观念，以往一直作为幸福生活的标准影响着人们。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这种观念逐渐瓦解了。

在现代社会中，养儿防老变得更加不划算。现代社会都是小家庭结构，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一般要分开居住。养儿防老的作用，除了情感上的牵绊，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失能老人的最后一段时光。不管是住养老院，还是在家请保姆，有子女的老人，得到的照顾就会好得多。

为人父母抚育一个孩子，投入的金钱、精力，只有极少数转化为子女对老人的照顾。那么人生那最后几年的稍微高一些的生活质量，真的值得用青壮年乃至老年时期，每年的自驾游、环球旅行、音乐会，用更好的生活质量去换取吗？此外，现代社会的福利开支中，养老、医疗一直是重中之重的社会开支。现代社会的老人有了更好的保障，让生育变得更不划算。

这就意味着，在生育行为中观念会变得更加重要。正如卢梭所说，为人父母的辛苦，是用做父母的快乐去回报的。这种快乐于动物是本能，于人，既有生理之本能，也有观念驱动。

然而，由于长期计划生育观念的影响，再加上丁克、女权等思想的影响，少育成了一种流行的观念。现在很多人说养不起，表面上看，是在算经济账，实际上，仍然是观念驱动。

在这种观念驱动下，现在的中国人宁愿精养一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资质不足，低效率的在他身上花上几十万、上百万，而不情愿多生一个，把这些钱花在更多孩子身上。实际上，多育不管从抵御失独悲剧，给孩子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是从摊平养育成本，通过边际效应，提升金钱与精力的效率来说，都是合算的。所以，少育观念本身就不是经济理性的，而是由观念驱动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生育观和家庭观的转变，才是提升生育率的根本。

人是从众的，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标准，也是从众的。不同时代三大件的流变，理想职业的变迁，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关键是在观念中，将“多育”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杆与象征。

一个国家国民的观念，从阶层上说源于中产阶级，从地域上说源于大城市。大城市中的上中产生活，往往被视作幸福与成功的象征。所以，改变大城市的生育观念，可能会起到示范作用，影响更多的国人。从这个角度，虽然城市生育率较难提升，看起来事倍功半，但其实是事半功倍。

大城市是先进观念的发源地，然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容忽视，除了在观念上泛泛而谈，更关键的是应该为观念的滋生提供必要条件。

当一个大城市中产家庭想生育二孩、三孩，寻求增加居住面积时，在现行的购房积分、首付、银行贷款环节，他们都面临类似“惩罚性”的政策，其增加的成本远高过所有其他育儿优惠政策之总和。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住房政策，乃至城市土地政策，是针对一胎家庭设置的，这是长期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一个默认前提，在向多孩家庭的政策转变中，这些默认的前提，往往被忽略。

比如在上海，90平方以上的住宅就被认定为“非普通住宅”，征收更高的税费。三口之家住90平似乎够了。但两、三个孩子的四、五口之家，加上由此产生的帮忙带孩子的祖辈同住需求，一家六、七口，不能超过90平方，这就会扼杀了普通人的生育愿望。

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通常经济相对宽裕，往往已经超过公租房的标准，公租房政策的放宽，解决不了大城市中产的生育难题。

所以，改变二套积分、银行贷款、限购政策对二胎、三胎家庭的惩罚性，甚至推动大户型、低容积率住房等政策，乃至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政策，才能真正促成大城市提高生育率。由此，才能树立幸福家庭的新标杆，以此观念带动全国其他地域生育观念的改变。“房住不炒”，以“住”为先，从这个角度，精准施策，解决多育家庭的居住问题，也是“房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

房价并不是生育的影响变量，居住面积才是。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也是人口之母。归根到底，土地政策，才是生育的最终变量。一个小院、一缕阳光，祖父母看着婴儿在阳光下到处爬，这才是促进生育之道。中国大城市的建成区与人口密度，在全球来看，是有空间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个角度，生育观念的源头，还在土地政策观念。

计划生育的“少子优生”“只生一个好”观念，是从大城市开始传播的。现在新的生育观，必然也需要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在当下中国，西部山区的老农生了三个，是无法标榜、宣示传统的幸福家庭形象的。而影响大城市生育观的最根本因素，是大城市的土地观。

刊于FT中文网 | 2021-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