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生育障碍和养育成本刻不容缓

七普数据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育龄女性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超低水平。翟振武认为，未来出生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走向不会根本改变，总人口数趋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这是中国在人口领域所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真实数据难以获得，社会对当时社会生育水平缺乏判断。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育龄女性总和生育率为1.18，考虑到漏报、瞒报的问题，该数据不被决策者采纳，学术界采用各种估计方法估算新近十年的总和生育率，从1.5-1.8不等，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则在1.8，这种误判没有被及时纠正，因为尽管适龄生育女性数量开始下滑，但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释放了积压的二孩生育需求，多生的新生人口短期内弥补了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和下降的育龄女性的危机。这延缓了计划生育的调整步伐，计划生育没有被全面检讨，生育三孩仍是违法行为，全面清理限制生育的政策仍然遥遥无期，鼓励生育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七普数据的结论终结了长期以来中国真实的生育水平争议。尽管仍有人称2020年是特殊年份，疫情对生育行为有阻碍作用，但不影响出生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走向，总和生育率处于超低状态已经是社会共识，这是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基线。

国际经验来看，生育水平一旦开始下滑，就很难再提高，诸多政策一般只能延缓趋势，只有很少的国家可以让生育率实现一定水平的反弹。这意味着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以后，不能期望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扭转“少子”趋势以实现老龄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将人视为一种工具或者负担，正是当初生育政策走偏的原因，调整生育政策、促进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对于缓解老龄化水平可能作用甚微，但这并不是不调整生育政策的理由。

宏观上看，促进生育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减少生育障碍；第二，降低养育成本。生育是动物的先天本能，在制度演化中，逐渐被制度和文化传统约束，比如强调合法婚姻的生育才是合法（或合乎习俗），国际经验来看，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生育率的下滑。此外，受环境、工作压力的影响，生育的难度逐年加大，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的比例高达15%-20%，因此，便捷、安全、低成本的辅助生殖也可以降低生育障碍。

养育成本是生育意愿低下的现实背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高企的房价、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和竞争焦虑，都抑制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要让人生孩子，首先需要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这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土地供给、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等多个方面，不是简单一句提供免费托幼、高中教育所能涵盖的。唯有切实的降低这些成本，才能形成儿童成长友好型的社会，才能让人放心的生。

刊于《环球财经》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