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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扩大化背后的懒政思维

刘远举 / 2019/6/19 11:07:20

环保、治安,都事关普通人对幸福生活的切身感受。比如,前几年,对消除雾霾的呼吁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舆情热点。作为回应,各种治安、环保上的强力政策相继出台。不过,中国有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惯例,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好的政策到了基层的时候,因为层层加码就变得苛刻了。

比如,环保压力之下,河北邢台沙河市和“邻居”邯郸市永年区“断交了”,由此造成很多企业,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在两地矛盾的夹缝中生存。某些全国著名的景点,因为保护水域,连划船都不再开放,景点门可罗雀。

最近网上还流传着这样一条视频:几个带着长枪的警察虎视眈眈地站着,镜头一转,两个妇女被拷在一起,神情木讷的坐在麻将桌边。屋子里三桌麻将边,还坐着其他被拷着的中老年人。这就是常见的小区麻将馆,这种甚至连包房都没有的麻将局,一般来说赌资并不大,即便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几百元的上限,被视为赌博,也没有必要如临大敌。还有一则视频,则是几个穿制服的人,砸掉了两张麻将桌。据说在一些地方,麻将馆一律不准再打麻将,只能打扑克牌了,按摩、KTV都也都关闭了。虽然这些行业有着各种灰色的状况,但理论上这都是合法行业,并不是恶势力。

恶势力的司法认定,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组织的相对固定性、行为的多次违法性、危害的社会影响性以及发展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性。实践中常见的普通的开设赌场罪、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敲诈勒索罪、未成年人寻衅滋事罪等等,一般情况下均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所以居民区中的麻将馆,更没有必要铐起来、关掉、砸掉。

这种形式主义的现象并非孤例,贵阳一家幼儿园悬挂的“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标语横幅,无锡一家幼儿园出摸排扫黑除恶情况的报告。除了上述这类情况,这种扩大化的情况会被用在处理一些行业矛盾上面,比如出租车行业就有人向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交通领域的“扫黑除恶”不应遗漏非法网约车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个别平台长期无视国家法规、大肆组织非法营运的行为已严重危及社会和行业的稳定,亟待整治。简单的说,他们认为,没证的网约车就是黑车,而黑车就是黑社会。

黑社会组织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294条的修改,黑社会要有组织性、暴力性和地域性,追求经济利益。这里的地域就是指的行业或地区,如托运业、建筑业、娱乐业等进行垄断。从这个角度,虽然似乎与网约车的行业沾边,但更重要的是,黑社会还必须有组织性。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的经济联系是单线的,没有中间组织,也不存在明确的管理机构,很松散。相比之下,各地出租车盘踞在旅游景点、大学城、火车站宰客、围堵网约车、集体罢工等情况,更像黑社会的反而是出租车。

其实,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大家注意,并加已制止。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海南团小组会审议“两高”报告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列席并回应一些地方对“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他说,“我们在督查和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了。比如要求这个县公安局必须要办几个案子。”孙谦说,“如果真没有黑社会,这不是把好人当成坏人给办了?对于一般犯罪,也把他当成黑社会给办了?这是不可以的。”他表示,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最高检去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把握逮捕和起诉。

当然,现在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到逮捕这一步,但毋庸讳言,很多一般性的行业矛盾、群众矛盾,都被放入了这个话语体系之下。5月中旬,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山西省进行专题调研时也表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包括“随意定性、乱贴标签”“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现象,《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发了一条微博,引起了一些讨论。他在微博里写道:在今天的一个研讨会上,我再次表达了一个建议:在社会综合治理取得已有重大成果的基础上,今后应当适当放松社会管控,给社会活力的释放以更多空间,促进经济的活跃和发展。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欺负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减弱。中国如果继续强化社会管控,它所导致的经济活力下降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大大超过那些管控直接带来的国家安全收益。我们不应高估社会内部存在不稳定因素的程度。从长期看,促进经济繁荣是中国击垮美国对华贸易战意志的根本决胜项。

改革开放带来了40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各种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市场经济发达,生产链高度组织化、复杂化的必然。所以,市场经济除了以生产调配资源为核心特征之外,其实还要求相应的治理模式。市场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就要求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有机的、兼顾各方利益,至下而上的协商式的治理。

这种治理模式对治理能力的要求很高,也没有大刀阔斧的痛快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一些管理部门就把一些日常性的问题,纳入到各种整治性工作中去。但形式化、扩大化却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至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与市场机制本身是不协调的,危害很大。

看起被关闭的、被禁止的,被影响的都是一些小行业、影响的也是一个小地方,但这也是经济运行的一部分,各地积少成多,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比如黑车与黑社会,虽然都有一个黑字,但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某种程度上看,这个黑字本身,就像改革开放以前的黑市,那也不是黑社会,而是后来的自由市场,以及整个改革开放。

从更大层面上,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会影响到人们的预期,关KTV、砸麻将馆,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也没有了。所以这种简单的扩大化、形式化的做法,不但是一种官僚与懒政的表现,也与发展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

刊于FT中文网 | 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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