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逃回北上广及制度竞争

由于内地奶粉质量堪忧，以及奶粉这种商品的“高焦虑”性质，内地父母们把目光转向了内地以外的市场。香港首当其冲，在巨大的需求下，市场的适应出现了滞后，再加之一些其他因素，香港开始对奶粉实行限带，一时之间，奶粉问题成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个争论焦点。

不管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否正确，是否违背了基本法，损害了香港的自由经济，但问题的起因总在于内地的乳品行业乱象。从2005年安徽阜阳“大头娃娃”，到波及整个国内乳品行业的三聚氰胺丑闻，再到此后接二连三的各种负面新闻，内地的奶粉问题由来已久。

虽然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畸形造成的消费品领域的“拖拽效应”，在于大工业化的食品生产却根植于小农生产的基础上，但政府监管的制度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标准规范，切实地去指导、引导、监管奶制品的养殖、收购、生产、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不但要注重事前许可、事中监督检查，而且要建立事后惩处与奖励机制。在整个过程要做到多部门协作、信息透明，让消费者放心，才能使消费者建立起对中国奶制品的信心。但是，这些看似简单明了的措施，在现实中，由于缺乏更大层面的基础制度的支撑，却必然遭遇种种障碍。

从更大范围来看，奶制品安全问题不能在中国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下独善其身，对中国奶制品的信心必然需要建立在对整个中国食品安全的信心上，而支撑这种信心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同样也缺乏更大层面的基础制度的支撑。

从某种程度上讲，问题已超越实际质量的关切，而变为了人们对于国产奶制品的信心问题。所以，基于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结构，这个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内地家长对进口奶粉、对从香港转口的奶粉的需求不会减少。

对香港奶粉的需求，源于一种群体非理性的，但却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态度：即不信任内地奶制品，同时却信任香港转口的奶制品。这种对香港转口奶制品的信任的本质就是：对香港制度的信任，对香港政府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监督这种公共品的信任。内地家长实质上想购买的是香港的良好制度保障。这，就是香港对内地的制度输出！——对于内地的制度输出，似乎一直是香港人想做的，而从相关的数据来看，经香港转口的奶粉大大多于香港婴儿的实际所需，香港是有能力输出这种制度的。当然，和自己以为自己是的那种人不太一样，也是人之常情。

在超脱于这个情感纠结之外的时候，我们还能发现制度对于生产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经济发展中的无形要素，制度的边际成本很低，高效、廉洁、公开、透明的政府监督机制，不会因为多生产就变得成本更高。而且，即使制度的增量会抬高制度成本，也很容易从制度优势导致的贸易优势中获得补偿。比如，香港在通过转口奶粉贸易输出这种制度福利的同时，香港也能在转口生意中获取实际的收益。

实际上，在欧洲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制度竞争就是促进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不同，西欧是由许多小国家组成的，是一种分权政治。当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划有几个不同的政治主权单位，同时又不足以强大到割裂市场，阻碍资本、技术流动时，它们之间就会展开相互竞争，这就有利于制度实验的多样性。

由于不存在当时技术不可克服的巨大天然屏障，资本、技术、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同一文化区域内用脚投票。如果一个国家落后，怀有政治或宗教偏见，排斥它不喜欢的企业家或个人，那么这些人就将被没有偏见和更宽容的国家所接受；资本和技术工人则倾向于到税收少、有更多经济自由的国家。这种趋势就导致这些拥有先进制度的国家强大，拥有竞争优势，而那些有着更坏制度的国家被潜在的竞争者所包围，其尊严和军事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倒逼落后制度的国家改进，从而促进了先进制度的传播。欧洲历史上，一度领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被后来的英国和荷兰超过，就是制度竞争的结果。所以，欧洲的国家体制对消除经济和技术停滞来说是一个保障，并保证了制度的创新和好制度的推广，而大一统的中国和印度，由于缺少了这种制度实验和制度竞争，最终导致了发展上的停滞。

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型船舶、重载铁路、航空货运的发展，这种地区制度的竞争，除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迁徙外，商品的输出也成为制度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形式。或者更简单地说，商品上面附着的是何种制度，就成为商品竞争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现在奶粉市场上强调的原装、原封，起到的作用和数百年前信封上的蜡封没有太大区别。表面看是为了保证品质，实质上是证明这种商品之中，没有掺入其他的制度。

阻碍这种制度竞争的因素则是关税、地方保护、非关税屏障等等。但当制度带来的红利大于关税时，资本情愿承担关税也会寻求与更好的制度结合。在这一点上，就连国内奶粉安全问题的始作俑者们都不例外。2012年12月伊利奶粉就发公告表示，拟在新西兰新建年产4.7万吨婴儿配方奶粉项目，项目投资11.03亿元人民币，预计2014年6月投产。在2010年7月，光明乳业增资认购全球最大奶源地新西兰第四大牛奶加工商信联乳业51%股份，从而获得这家新西兰牛奶公司的控股权。与伊利、光明同样“走出去”的乳企还有圣元、雅士利。圣元选择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建设婴幼儿大包粉工厂，而雅士利也选择在新西兰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成品及半成品。国内奶企走出去的举动，除了寻找优质奶源外，从经济学上看，也是资本向更优的制度靠近的一个典型例子。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的地区之间也在进行一场制度竞争。张五常把中国经济改革做对了的一件事称之为“县域竞争”。其实，不仅是县域，市级和省区级竞争也是一样，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相对同级别其他区域的高速增长，是对于地方主政者能力的肯定。所以，任期内加快发展经济，以在同级竞争中胜出，促使地方主政者将经济增长速度，看做最为主要的衡量政绩的指标。之前的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承包，从破产试点到股份制改革，从特区到新区，各地争相向中央争取更优惠的政策，都意味着更自由的经济制度，以及其必然带来的经济发展，实质上就是各地在制度上进行的竞争。

但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产业链位置的提升，需要的不再是政府强势主导的那种适合接受技术转移阶段的制度竞争，而是政府退回基本职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企业、创新的制度。在这一阶段，制度竞争就必然涉及对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法治，释放出更加自由的经济、政治权利环境等。这种制度竞争已经部分地体现在“逃回北上广”现象中。

逃回北上广，是继逃离北上广之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当初那些因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压力持续增长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之后发现，在二三线城市，旧的秩序已经坍塌，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等级界限、人情关系下无依无靠的年轻人，注定赢不了这个“拼爹”游戏。

相比之下，“北上广”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中外企业众多，基本上是“陌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企业相对重视应聘者的知识含量、专业能力，使很多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有了晋身之阶。在相对更法制化的社会中，即便体制内对权力的制衡仍发育缓慢，但由于外部竞争压力和舆论监督，政府对企业的侵扰也更小一些。所以，在这种制度差异的驱使下，他们又再度逃回北上广。

显然，和几百年欧洲的人口和资本流动一样，在今天的中国，逃回北上广却非仅仅是逃回，而是带着资本、技术、创新而回，这些要素最终会带来北上广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对而言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延缓。而奶企的对外投资，也意味着国内产业链的相对衰落。所以，更严格的法治环境、对政府更大的约束、更大的政治权利、宽松的户籍制度、相对透明的商业规则都是接下来的制度竞争中中国与外国、国内各地间比拼的要点所在。

刊于《上海经济评论》 | 20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