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挑战

2015年12月25日，17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协定并提交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50.1%，达到协定生效条件。今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的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当选为首届理事会主席，金立群当选首任行长。

过往二十几年中国的经验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日本、美国及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开发贷款。目前亚洲很多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远远不足，阻碍了它们的经济增长，虽然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承担开发银行的职责，但它们面向亚洲的贷款规模太小，无法满足现有需求。中国因势而发起设立亚投行。

有意思的是，亚投行不仅得到亚洲国家的支持，也获到了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呼应，他们非常积极地要求加入亚投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隐隐超越了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定位。去年4月中旬的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包括东盟10国、中亚4国、欧盟14国等，G20中有14国加入，金砖5国全部成为创始成员。亚投行定位的突破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国际金融格局数十年未有太大变化，很多国家希望它发生变化。

亚投行成立不易，发起的过程中遭遇到直接竞争对手或明或暗的抵制，也没有获得所有亚洲国家的支持，如和中国有较多能源贸易的土库曼斯坦，原因有利益方面的冲突，也有价值观上的考虑，有些国家担心中国会借亚投行对外输入产能，挤压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

亚投行要运营得好，更是不容易。首先，作为第一大股东和第一多投票权的创始国，中国主导了亚投行的设立，也提供了首届理事会主席和首任行长的人选。但亚投行要经营得好，仅有中国是不够的，还需要所有创始成员国及相关国家的配合，如提供好的投资项目，参与项目投标，参与机构治理。大家愿意在这个多边平台上合作，亚投行才有意义。

问题是中国有太多强大的利益集团，要预防他们损及亚投行的独立运作。亚投行设立之初就有声音指出应该借亚投行对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多让中国企业中标，对外输出产能，间接上也是中国去产能的手段。还有专家认为亚投行“应该支持中国的战略利益，给予不尊重中国的国家较差待遇”。不管是将亚投行视为推动国内经济改革议程、去产能的手段，还是将其作为外交工具，都会严重损害中国在亚投行中的权威，继而让亚投行的价值失色。

其次，开发贷款如何让亚投行、亚投行成员国及资本输入国都受益是一个难题。中国发展过程中受益于开发贷款，自1979年起，日本启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累计超过350亿美元，对标项目多为中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典型代表如北京首都机场、上海宝钢、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二桥、北京污水处理以及铁路、发电站等项目。在此过程中，中国获得建设资金及技术，日本也消化了过剩产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与出口大国，可谓双双受益。

基于使命，亚投行未来面对的投资目的国可能更多的是未完成或未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他们的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还不及中国，更不用提法治水平、契约精神、商业环境，有的国家连政局都不稳，像阿富汗以及中东的很多国家。即使贷款投资的基础设施可以建成投产，这些设施能否派上用场，产生多大投资收益也是未知之数。

事实上，国际组织等对中国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贷款最终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靠的是中国在FDI等引进的过程，改善投资环境、贸易便利性、劳动力技术水平等软环境，内部改革与对外贸易、资本的开放交相迭代成就了中国的今天。

因此亚投行在输出基础设施的同时，还需要输出配套的制度，帮助、督促输入国建立适宜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保护境外企业与私人投资等，在项目选择等方面，更要注意市场导向，确保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以此维护亚投行自身的利益。很显然，制度输出的任务要求亚投行的运营必须公开透明，制度与价值取向也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最大程度地团结各个国家一起支持亚投行的运作。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