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成本这么高，工资收入为何低

近日，人民日报调查53家企业用工成本，发现“过去3年，人工成本在企业总成本的占比由5.8%涨到9.17%”，某服饰公司员工的2015年平均工资较2012年同期增长了100%，另一方面，附着在工资上的成本太高了，月薪1万元的员工，企业支付近1.5万，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保及个税等，员工才能到手7300元。

这组报道调查，呼应了4月初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从2016年5月1日起两年内，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国务院出台措施要求各地在保证社保待遇不降低的同时下调社保费，正是切中了企业负担高，个人收入低的要害。

社保缴费压力过大

社保缴费压力过重是企业用工成本过高的关键。以2016年初的北京为例，月薪1万元的员工，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率合计10.2%，合1020元，再扣除12%（1200元）的住房公积金，还需缴纳322.7元的税款，个人社保缴费是税款的3倍，五险一金合计是税款的近7倍。

有意思的是，工资越低，社保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就越大，社保缴纳基数的下限比最低工资还要高，这也就导致经常出现个人的税后工资收入，还没有单位和个人缴纳的社保多。也就是说，企业付出了高成本，个人忍受了低收入，中间的差额都沉没在社保缴费等方面。

2014年末，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要求社保降低缴费水平的声音，全国人大、财政部、人社部等机构分别回应将会降低社保费率。然而，社保支付的压力实实在在摆在台面上，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是靠在职职工的缴费支撑的，中国人口步入老龄化以后，很多省份的养老金已经开始收不抵支，需要财政来补窟窿。在没有更大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有着根本的冲突，两者的利益只能维护一个。

现实来看，能弥补社保巨大缴费压力的资金来源，只有国有资产一项，划拨国有股到社保，为未来的收支失衡做准备也是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唯一可行的途径。今天的巨额国有资产对应的也正是社保转轨的历史窟窿。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有其历史的正当性。

劳动人口红利还有待开发

社保缴费压力只是用工成本的一环。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全国有就业人员7.73亿（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为3.93亿人，但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职工只有2.55亿人。这表明还有很大规模的人员没有纳入到职工社保体系中，这些人往往是低端劳动力或者非正规就业。社保费率的多少，影响不到雇用他们的企业。

然而，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上升，恰恰是过去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最快的版块。低劳动力成本一度是“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次贷危机以后，全球多数国家的劳动力薪酬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而中国的劳动力在频繁的经济刺激政策驱动下，工资增速未曾降低，多个年份还成为全球第一。此外，人民币对美元、日本还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结合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与工资水平，中国劳动力没那么物美价廉了。这也是近几年，广东、江苏等地的外资企业生产制造部门纷纷结束工厂，转向本土或东南亚国家建厂的原因。

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多年下降，外出（离开本乡镇）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也到达顶峰，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变化，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但是，中国农村常住人口仍然高达总人口比重的44%，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之所以止步不前，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不友好的制度环境，子女没法在城市里入学，无法获得同等的市民待遇；另一方面，这些年城市发展政策偏航造成了房价高企，推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而跨省流动的外出农民工中，有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如果企业支付的工资不跟上房租的涨幅，劳动力自然要返乡或转移到低成本的城市。

因此，要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实现最优发展路径，首先需要打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让劳动力在流动的过程中，可以便利的享受到当地公共服务，社保等亦可以跨区域转移，消除区域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可以有效抑制部分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的成本抬升。其次，推进制度改革，保证市场公平，强化企业、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提高TFP（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真正迈向技术创新的发达经济体。

刊于凤凰评论·政能亮 | 201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