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家号炒到15倍是什么鬼

近日，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微博刷屏：一女子在医院大厅声嘶力竭地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北京市卫计委工作人员1月25日向澎湃新闻表示，接到澎湃新闻反映后，正在研究视频内容，并就里面反映的炒号问题进行调查了解。

有人认为，就医生水平而言，一般省级医院与北京医院差不多，患者千里迢迢地去北京看病，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一定程度上，患者应该为当下这种大医院一号难求的局面负责。客观而言，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病人千里迢迢去北京，的确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但是，病人的这种做法也绝非毫无道理，毫无理性。

首先，北京、省城的专家的确更多。这个局面合乎情理，一个国家级的专家，待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如毛泽东时代“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般，把专家下放到边远山区，去给当地看看头痛脑热，也是浪费资源。其次，真有需要专家的疑难杂症、重症的时候，患者往往是价格不敏感的。毕竟，生命比钱更重要。这个时候，患者对优质医疗资源是极度渴求的。与此同时，医疗行业是高度专业的，患者无法判断医生的好坏。所以，只能转而依靠一些外在信息来识别医生与医院的好坏。于是，历史声誉、医院行政级别、首都、省城、气派的大楼、专家的职称与名气，甚至医生愿不愿意收红包，都成了病人识别医院好坏的标志。这个时候，选择首都、省城的大医院专家，就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病人按照这种逻辑行为，即使一个医生，在选择他并不懂的产品的时候，也会看品牌、看历史，所以，这是人之常情。

大医院的需求多了，僧多粥少，供给就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资源不足的问题。不过，说起很多人不敢相信，国家的政策是抑制公立医院的扩张的。

2014年6月，国家卫计委下发紧急通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要求各地卫计委对公立医院的床位规模和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这份名为《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的文件称，近年来，中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提高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挤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非公立医院的发展空间，也不利于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其实，对公立医院扩张的抑制早就开始。2010年11月11日，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指出，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增加了运营成本，给医疗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2014年发文，只是国家卫计委首次以下发文件的形式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

初看起来这是不可理解的，甚至令人愤怒的，医院扩张如此利国利民的事，有什么理由反对呢？不过，卫计委这么做，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公立医院的扩张，有诸多的非市场因素。

行政管理规律下的公立医院，往往容易产生“制造需求”的扩张冲动，即预算部门，是根据公立医院的床位数、人员数来制定预算的，所以，规模越大，得到的拨款越多。其次，规模更大的医院，不管是院长这类管理体系的人员，还是医生这类专业职称人员，都会得到更多的升迁与职称评定机会。第三，更大的规模，也能吸引到更多的患者。于是，“越大越好”就成为公立医院的普遍追求。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城市规模，当做发展的主题，大搞市政设施建设，公立医院规模扩张也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以，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公立大医院的扩张注定是超过效率所需的，注定会出现市场失灵。由此导致一系列弊端。

公立医院的扩张，大量地从基层医疗机构吸取人才，医疗资源再继续人为地向大医院集中，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这就导致了基层医疗机构令人难以信任。这不仅浪费基础医疗资源，而且，当看个感冒都要去三甲的时候，患者必然面临一号难求的局面，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300元的号就变为了4500元。城市之间的这种不均衡，也出现在一个县，一个市的尺度上：县级及以上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镇级卫生院却门庭冷落，无人问津。

由此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诱导需求。

医疗行业的本质是信息服务行业。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专业设备的帮助下，帮助病人发掘信息、理解信息、处理信息、给出治疗方案，并帮助病人充分理解利弊，最终选择治疗方案。由于医疗的高度专业性，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病人几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安排。事关生命健康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不会优先考虑金钱，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治好病。这就使得医生很容易诱导病人的需求，如过度治疗、过度用药、过度检查。于是，医院扩张之后的财务压力，很容易被转移到患者身上，比如，医院买了核磁共振设备，很多时候，也许医生就用核磁共振来替代B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患者则会花费更多。

所以，抑制公立医院的扩张就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的规模的确很大，超过4000张床位的医院超过10家，这在其他国家与地区十分罕见。2012年，全国500张以上床位的医院达到了2360所，比2003年增加了1.7倍；800张以上床位的医院增长到1059家，比2003年翻了两番；500张以上床位医院占医院总数的比例为10.2%，而同期美国的比例为4.74%。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中国大医院数量占比偏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实情况是客观的，大家都涌向大医院，而政策却在抑制大公立医院的发展。此消彼伏，资源紧缺的情况被进一步地加大了。

学界与业界，认为能改善这个局面的办法是分级医疗制度。不过，虽然有差别化的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制度等政策加以引导，但分级诊疗“小病在基层医院，大病到大医院”的美好愿景，一直未能实现。现实中仍然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吃不饱”。

首先，北京、省城的专家的确更多。这个局面合乎情理，一个国家级的专家，待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如毛泽东时代“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般，把专家下放到边远山区，去给当地看看头痛脑热，也是浪费资源。其次，真有需要专家的疑难杂症、重症的时候，患者往往是价格不敏感的。毕竟，生命比钱更重要。这个时候，患者对优质医疗资源是极度渴求的。与此同时，医疗行业是高度专业的，患者无法判断医生的好坏。所以，只能转而依靠一些外在信息来识别医生与医院的好坏。于是，历史声誉、医院行政级别、首都、省城、气派的大楼、专家的职称与名气，甚至医生愿不愿意收红包，都成了病人识别医院好坏的标志。这个时候，选择首都、省城的大医院专家，就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病人按照这种逻辑行为，即使一个医生，在选择他并不懂的产品的时候，也会看品牌、看历史，所以，这是人之常情。

大医院的需求多了，僧多粥少，供给就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资源不足的问题。不过，说起很多人不敢相信，国家的政策是抑制公立医院的扩张的。

2014年6月，国家卫计委下发紧急通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要求各地卫计委对公立医院的床位规模和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这份名为《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的文件称，近年来，中国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部分医院单位规模过大，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管理和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提高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挤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非公立医院的发展空间，也不利于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其实，对公立医院扩张的抑制早就开始。2010年11月11日，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指出，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增加了运营成本，给医疗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2014年发文，只是国家卫计委首次以下发文件的形式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

初看起来这是不可理解的，甚至令人愤怒的，医院扩张如此利国利民的事，有什么理由反对呢？不过，卫计委这么做，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公立医院的扩张，有诸多的非市场因素。

行政管理规律下的公立医院，往往容易产生“制造需求”的扩张冲动，即预算部门，是根据公立医院的床位数、人员数来制定预算的，所以，规模越大，得到的拨款越多。其次，规模更大的医院，不管是院长这类管理体系的人员，还是医生这类专业职称人员，都会得到更多的升迁与职称评定机会。第三，更大的规模，也能吸引到更多的患者。于是，“越大越好”就成为公立医院的普遍追求。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把扩大城市规模，当做发展的主题，大搞市政设施建设，公立医院规模扩张也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以，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公立大医院的扩张注定是超过效率所需的，注定会出现市场失灵。由此导致一系列弊端。

公立医院的扩张，大量地从基层医疗机构吸取人才，医疗资源再继续人为地向大医院集中，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这就导致了基层医疗机构令人难以信任。这不仅浪费基础医疗资源，而且，当看个感冒都要去三甲的时候，患者必然面临一号难求的局面，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300元的号就变为了4500元。城市之间的这种不均衡，也出现在一个县，一个市的尺度上：县级及以上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镇级卫生院却门庭冷落，无人问津。

由此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诱导需求。

医疗行业的本质是信息服务行业。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专业设备的帮助下，帮助病人发掘信息、理解信息、处理信息、给出治疗方案，并帮助病人充分理解利弊，最终选择治疗方案。由于医疗的高度专业性，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病人几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安排。事关生命健康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不会优先考虑金钱，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治好病。这就使得医生很容易诱导病人的需求，如过度治疗、过度用药、过度检查。于是，医院扩张之后的财务压力，很容易被转移到患者身上，比如，医院买了核磁共振设备，很多时候，也许医生就用核磁共振来替代B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患者则会花费更多。

所以，抑制公立医院的扩张就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的规模的确很大，超过4000张床位的医院超过10家，这在其他国家与地区十分罕见。2012年，全国500张以上床位的医院达到了2360所，比2003年增加了1.7倍；800张以上床位的医院增长到1059家，比2003年翻了两番；500张以上床位医院占医院总数的比例为10.2%，而同期美国的比例为4.74%。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中国大医院数量占比偏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实情况是客观的，大家都涌向大医院，而政策却在抑制大公立医院的发展。此消彼伏，资源紧缺的情况被进一步地加大了。

学界与业界，认为能改善这个局面的办法是分级医疗制度。不过，虽然有差别化的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制度等政策加以引导，但分级诊疗“小病在基层医院，大病到大医院”的美好愿景，一直未能实现。现实中仍然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吃不饱”。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