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发力重在体制改革

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5日在G20会议上，他又重申“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至此，供给侧改革进入决策的公共讨论。

供给侧改革旨在实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对应需求侧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决策层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认为经济衰退是“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形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滞胀”局面。以芒德尔、拉弗为代表的美国供给学派认为“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基于这一前提，供给学派主张，经济政策应当着力于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主张降低税率、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如非必需的社保、财政补贴等)，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鼓励生产，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近年来，中国成体系提出类似主张的是贾康、白重恩等学者牵头成立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供给侧改革听起来新鲜，但并不是新事物。是什么在限制供给侧效率？主要是竞争不充分，包括服务业的准入限制，要素价格管制(如利率、劳动力流动)，不当补贴造成的不正当竞争，较高的税收抑制了生产的积极性等，这些症结最终都要回溯到国企、金融、土地、税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等。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曾被反复提起，也是近十几年党的三中全会反复强调的改革议题。

供给侧改革难在哪？首先，供给侧强调市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府退出过度的市场干预，不管是财政直接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有可能挫伤生产的积极性，只有通过减税、降低财政支出规模，把资金留在社会用于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才有正途。同时，过剩的产能不应该通过扩大需求的方式消化，而是通过价格、淘汰等方式出清。不管要求政府职能转型，还是淘汰过剩产能，在当下中国，都有不小的障碍。

其次，限制某一特定供给效率的因素非常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多个领域的体制协同改革，无法单兵突进。以医疗领域的供给为例，首当其冲的是行业准入限制，设立一家高等级的医院需要层层审批，包括土地、医疗设备采购、医保资格、医务人员配备以及水电、消防、卫生防疫等诸多审批环节，涉及到卫生、规划、城建、人社等多个部门。

医院开业了，医生护士人才的引进是难点，受制于医生不允许多点执业的限制，新医院招不到好的医生，无法与传统医院竞争，这涉及事业单位改革。医疗服务价格也受政府规制，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致使要么医院的经营依赖于财政补贴，要么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医院。医疗的上游如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流通，受政府规制也非常多，直接影响着医院的经营自主性和绩效。政府对行业的规制政策需要做很多调整。

显然，化解医疗供给不足，简单的放开准入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不管是药品价格与流通体制，还是医保付费机制，又或者是卫生领域的人才体制，任何一个配套政策没有到位，都会限制医疗供给效率，让供给侧改革流产。

教育行业也是如此，中国相当多的地区，义务教育的师资水平远远跟不上居民的要求，要改善教育供给，要么大幅改善现有老师的教学水平，要么逐步把他们淘汰掉，这些都需要辅以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自然会引起教师的反弹(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出租车等行业)，没法一蹴而就，其供给的改善可能需要数十年的努力。

因此，供给侧改革不能泛泛而谈，不应把目标定在降低准入门槛、加快创新、提高产品质量等小目标上，而应该着力于化解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体制性问题，在降低税率、要素价格市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放松管制、削弱现有既得利益群体对决策的影响等方面多下功夫。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