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之争与公共治理机制创新

由专车引发的市场与管制、创新与旧模式、既得利益与消费者福利之争，相关论述已经非常之多，除了这些方面，此次意见征求还有另一个潜在但或许更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公共决策形成机制的创新。

交通部此次关于专车新政的意见征求，上及高大上的“互联网+”、经济学家、法学家，下达深受打车难困扰的老百姓，还有出租车司机。可谓影响层面比较广泛的一次意见征集，也是民意最接近改变公共治理政策的一次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决策离老百姓越来越近，但是，毋庸讳言，在很多场合，还跟不上中国社会当下的发展需要，老百姓对公共治理决策的影响力还不够。出租车领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老百姓怨声载道，却一直无力影响政策。再如随迁子女的异地读书问题，在中国城市化深度发展，劳动力迁徙规模巨大的今天，公共教育政策还远不能让老百姓满意。

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通过公共决策机制的创新来解决呢？剖析专车平台的意见征求过程，或许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很多人对滴滴、Uber等平台改变出租车模式不以为然，认为这无非是大资本替代了行政垄断，在市场中寻求利益。但是，资本与权力在市场中寻求利益的途径却是大不一样的，资本必须得到消费者主权的认可。

所谓消费者主权，即消费者在市场上每花一元货币就等于一张选票，消费者喜欢某种商品，愿意花钱去买它，就等于向这一商品的生产者投“货币选票”。各个生产者通过消费者在市场上“投货币票”，了解社会的消费趋势和消费者的动向，从而以此为根据，确定生产的数量、方式，同时创新，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品种等，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实现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谁能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消费者的货币主权，起到了主导社会生产的作用。换句话说，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决定的微观机制。

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并不是赚钱的充分条件，资本只有尊重消费者主权才能赚钱，资本是逐利的，所以，资本只会尊重消费者主权，投向那些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这恰好与现代社会公共决策机制的目的相吻合。这就提示一个可能：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企业参与到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决策的创新，很可能有助于推出更公平、更合理的公共政策。

从公共政策的产生机制角度观察，出租车问题之所以成为痼疾，其根本原因在于，一边是出租车司机的“暴力游说”，引发维稳模式，然后政府涨价、补贴、数量管制，维持牌照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中国地方治理中，合理合法的民间游说受到严重抑制，消费者意愿如一盘散沙，无力集结，政策决策机制自然倒向一边。而市场的正义性则在于，消费者可以通过行使消费者主权，使得商业资本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意，使得民意变为更为具体的利益，同时也变为更为具体的群体——此前专车司机与出租车司机的对立，其本质是消费者与既得利益的对立——从而，达成一个更公平的市场与地方治理。

从另一个方面看，相比之前舆论与专家们的激烈批评，滴滴的官方表态显得更加温和。滴滴出行对交通部的“意见稿”提出了3点修改意见。第一，滴滴平台上75%的司机每天接单数不超过4单，属兼职性质，作为社会化力量补充，有效满足了城市交通的峰谷落差，帮助解决了打车难问题，所以，建议给兼职司机和车辆留出发展空间。第二，希望交通部改变为人员、车辆发放牌照，对专车采取数量和价格管控，并在全国各地申请行政许可的老思路，建议以“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专车”的方式管理网约专车。第三，希望相关部门为地方探索网约专车发展和管理留空间，鼓励和允许各地结合实际，在车辆性质、平台、人员和车辆管理等方面，因地制宜，发挥先行先试的灵活性，做差别化探索和各种有益尝试。

相对直接的民意征求，企业会更加折衷、温和、克制，比如，在此前Uber就通过技术手段，抑制了司机的群体行动。这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而言，也显得更加安全，也更容易接受。与此同时，企业也有动力与机制来保障日拱一卒的点滴积累，长期沟通，逐步推进更好的公共政策。

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商业力量很可能化解很多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比如，随迁子女的异地求学，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公立学校的招收门槛，而在于市场办学力量受到严重的抑制。当下移动教育领域是投资热门领域，那么，随着“互联网+”对教育行业的改造，有没有可能助推这一领域的政策改变呢？比如，如同专车一样，通过创新，把老问题变为新问题，然后，游说新政策认可创新，最终，老问题被化解掉。

某种意义上，这个理想中的公共政策机制创新路径，是消费者主权撑开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政府、企业是可以多赢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一边是排山倒海的专家、舆论、老百姓的反对意见，一边却是交通部门掩耳盗铃式的官方表态。一边是12位专家联名反对专车新规，一边是交通部自己说舆论多数赞同新规。所以，有人这样说，所谓全民创新，其实最重要的是政府创新。

刊于《财新网》 | 2015-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