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有位购车”是懒政

在我发表《有位购车的谬误》后，东南大学顾大松教授和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苏奎先生联合撰文《“有位购车”入法不是懒政》，对我所持的观点进行反驳。他们指出，“有位购车”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治理交通，而是为了让城市里的车位停泊更加有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马路上到处可见违章停车。

为了表明“有位购车”的必要性，《懒政》一文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有位购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地悲剧”，即“城市停车难题已成为突出的城市公共问题。在停车难问题尤为突出的地方，如北京等特大城市，每个无车位的使用者都想侵占小区或城市道路公共空间。这不仅严重影响它人平等交通权，同时也造成公共资源被无序抢夺，引发社会问题。”作者之一的顾大松教授，更是提到了身边发生的一件惨事：一名正值中年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仅因一场停车纠纷不幸身亡。

《懒政》提出的结论是，必须实行“有位购车”，方能避免此类悲剧产生。我的疑问在于，有了有位购车，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种惨剧？必须指出，为了争夺车位而导致身故，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即便不存在“有位购车”，目前的城市也不存在“公地悲剧”。

何为“公地悲剧”？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无非牧民在无主的草原上过度放牧，最终导致草场退化的故事。如何解决公地悲剧？通常所说的办法是界定产权，如果将这个草原的财产权赋予某个牧民，那么他就会获得激励以选择合适的放牧数量。事实上，界定产权确实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通过拍卖或其他方式将这块草地配置给最有效率的牧民手中，而这也是无数国家已经做过或正在实践的事。

那么，城市中的车位乱停放属于“公地悲剧”吗？乍看起来，确实有点像。每位车主把车位停放到不是车位的公共绿地上，既影响小区美观，也影响居民出行。但需要指出的是，小区绿地遭受乱停车的侵袭，并非典型的“公地悲剧”。公地之所以有悲剧，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产权界定不清，但在现有的小区里，绿地归谁所有并不是一笔糊涂账，法律上有着非常清晰的界定。《物权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同时在第七十四条还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一句话，如果有业主将车停在小区绿地，实际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这并非“公地悲剧”，而是小区的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并未就公共绿地管理达成一个好的治理机制。

如果再将视线拓展至整个城市，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城市的无序停车也不是因为“公地悲剧”，而是城市治理能力低下的产物，因为不是停在停车位里的汽车，实际上都是在侵占他人的权利——行人或其他车辆的通行权，法律也对这种行为有着明确的制裁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把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行为称之为“公地悲剧”，无论如何都不妥当。换句话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乱停车现象，是因为这些车停在了不该停的位置，这和“公地悲剧”无关，更多是治理能力低下的产物。以我所在小区为例，由于小区建造年份较早，因此有限车位只能满足本小区业主的停车需求——像我这样的租房户，无法在此拥有永久停车位。早两年，曾经拓宽小区道路便于小汽车通行。为了小汽车通行而拓宽道路，势必减少绿地面积，如何协调有车户和无车户的矛盾？经协商，小区业委会做出如下决定，所有停车位的收入用来抵充小区的物业管理支出，那些没有汽车和车位的业主也因此减轻了负担，实现了所谓“互惠正义”：有车一族通过占用绿地面积获得了停车位，而无车一族也因停车位收入而减少了物业费支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停车位，我只能将汽车停在小区门口的街道上——当然不是街道上的停车位，周边停车位僧多粥少，如果下班晚了就只能在非停车位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如果看到车船上没有黄色罚单，我就会长叹一口气。在去年小区门口街道上的非停车位，大都停满了汽车，但自今年以来，情况慢慢发生变化，居然接连两个礼拜都收到罚单——而且有一次还是在晚上九点半，我甚至在白天时看到拖车把一辆违章车辆给拖走。有了这两次罚单经历，更重要的是看到拖车的简单粗暴，我终于痛下决心不再上下班开车，而是把汽车停回写字楼下的停车场。有意思的是，今年小区门口街道上的违章停车大幅减少，很显然，这不是因为周边突然增加了停车位，而是因为交警增加了执法力度。

之所花大篇幅说我的停车糗事，无非是为了说明导致当下城市乱停车现象的并非“公地悲剧”，而是城市道路治理失范的产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既然不在停车位上不会遭致处罚，人们为何要煞费心思寻找停车位并缴纳费用？当然，小区绿地被汽车霸占也是同理。

难道“有位购车”后，就能改变这种混乱局面？显然不能。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是，即便实施了“有位购车”，但市场上还是存在大量没有车位的存量车辆。如何对待这些存量车辆，难道非要他们购买一个车位才能上路？显然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即便都有了车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是可移动的，不是不动产，而车位则不可移动，当车辆驶离车位进入下一个目的地时，还是会遇到车位的困惑，是寻找停车位还是在路边随便停车？

如果这个城市不存在一个好的停车执法体系，那么即便实施“有位购车”，马路上还是会出现无序停放的车辆；反之，即便没有实施“有位购车”，车辆也会停在停车位上——就像我为了避免交警罚单而在写字楼下租车位一样。以“公地悲剧”作为论证“有位购车”的前提，实在是谬误之极。很显然，在当下中国，城市道路和小区绿地并非无主，那些乱停车的城市和小区只是缺乏一个好的治理机制。

我很少批评政府“懒政”，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像“一只闲不住的手”，交通领域内的各种车牌限制措施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以“有位购车”来治理停车难问题，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懒政”：难道“有位购车”，城市的停车位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说到底，还是以计划经济的数量管制来应对市场经济中的绝大不确定性，而这恰恰是所有“懒政”的症结所在。

刊于《澎湃新闻》 | 201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