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的“桃子”谁来摘
就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约谈“滴滴专车”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该公司推出的“滴滴专车”及“滴滴快车”涉嫌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之后,就有媒体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首汽租赁公司将正式涉足互联网专车领域,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很快将推出一款电召平台,并且已经在市场上寻求融资。有意思的是,首汽租赁却对此否认,称这是“错误信息”。
这还是给公众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难道有关部门此次约谈滴滴是为了扶持国企推出专车服务而打击其他市场主体?对我来说,这样的猜测太过于小人之心了。但即便如此,此次表态还是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建立在乘客、租赁车、劳务公司和信息平台搭建起来的专车服务会被认定为违法。此前的交通部都称赞其为创新,而在今年年初,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人梁建伟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约租车服务的车辆来自正规的租赁公司、司机来自正规的劳务派遣公司,这种运营模式并未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什么态度会有这样一个大转弯?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很多媒体之所以对政府有关部门持怀疑态度,那是因为在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一直是国有企业唱主角。以北京为例,目前的6.6万辆出租车中,由首汽、北汽、金建和银建等国有企业持有的出租车数量就有4万多辆,约占60%以上的市场份额。假设今后北京推出约租车服务,且还是通过发放牌照的方式,一个可以推测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牌照还是会落入这些国有企业的手中。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阴谋论,此前广州市政府推出的2950张约租车牌照,中标企业依然是白云集团、广骏集团和广州交通集团等传统出租车公司。在5月19日举行的广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广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修正案提交二审并对备受争议的专车和约租车进行了界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从事约租车要经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滴滴快的等来自互联网的非传统交通运输企业,通过重金发展“专车”业务,让“约租车”概念在中国传播并让广大民众所接受。但等到这个果实快要成熟时,却发现来采摘果实的并不是市场的最早进入者,而是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更为重要的是,此前的专车都是在一个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游走,但这些国有出租车公司步入这个领域,地方人大就为其量身定制修改地方性法规。
当然,对于滴滴快的等互联网公司来说,它们可能未必有兴趣通过拿牌照做一个约租车的供应商,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是,约租车是一个重资产行业,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对于那些在专车领域投入重金的公司来说,它们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做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交通网络应用公司,本身并不拥有一辆汽车,但是却能够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乘客都提供即时预订服务,然后通过此平台的增值服务获得更多收益。这样的模式,是互联网对社会的最大贡献,通过网络提供的即时信息,能够快速撮合交易,降低社会成本。
从目前市场的反应来看,消费者也非常接受这种服务,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编织了一张强大的交通运输网络,目前的日订单已经超过200万单。这意味着乘客只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App,就可以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获得较为均质的服务,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对于经常出差的商旅客人来说,各个城市参差不齐的出租车服务水准是降低出差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这些互联网公司加入这个行业,这个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如果不是质的飞跃的话。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服务并不需要投入新的生产要素,不像传统出租车一样为了增加运力需要去添置新的车辆,而只是更有效率地利用了现有的车辆——通过互联网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提供了车辆使用效率,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这就是“盘活存量”。尽管很多人将滴滴快的等公司称之为科技公司,但是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技术创新,毋宁是一种管理方式创新:它们只是利用现有的互联网技术提高了机动车辆的使用效率而已。传统的汽车租赁公司只能通过日租的形式进行,但是通过专车软件,却可以实现实时租赁。
更为重要的是,专车平台的出现甚至改变私家车的命运。近年来各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私家车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些私家车使用效率极低:一次出行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天只移动两次。尽管此前政府已经多次呼吁“拼车”共享,但是民众反响甚微,因为无法实现点对点之间的信息匹配。这个老大难问题却让专车平台给化解了,更多的人还因为专车放弃了购买私家车的念头:不需要为停车而烦恼却享有私密的出行空间,同时还省却了不菲的汽车保养费用。
“也正因为它创新的是管理模式,所以它挑战的是全球的城市政府”,我的朋友沈凌教授如是评论。于是,市场人士所说的创新就被有关部门视为是“违法”而予以制止,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服务被市场广为赞赏却被法律不予认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法律出了问题,而不是其他。从国外经验来看,不少国家和城市甚至为互联网叫车平台增设了“交通网络应用公司”这一种全新的业态,比如说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还有科罗拉多州,同时它们也接纳了私家车作为交通网络运营商。
如果地方人大能够为“约租车”进行立法并对国有企业从事约租车服务提供便利,那么为什么不能在法律中确定滴滴等企业的“交通网络应用公司”的法律地位?在我看来,这可能才是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也是政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应有之道。
刊于《财新网》 | 201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