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业控人”必然伤及城市竞争力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近日在该市2015年就业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北京市今年将研究制订政策，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具体政策包括采用政府补贴的形式，给雇佣京籍劳动力的单位社保补贴，减轻企业的用工成本等。

为了降低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北京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北京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来驱赶“外地人”，包括“以房控人”(严控城区住宅增量、消除群租房)、“以水控人”(按水资源来测算城市容量)、“以证管人”、“以学控人”(提高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等。尽管控人政策效果显著，很多非户籍人口被迫离开北京，但由于北京的吸引力实在太强，北京的非户籍人口仍然处于快速增长状态。

“以业控人”指的是政府出台倾向性的就业政策，以补贴社保、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补贴企业或京籍劳动力。有学者指出这是典型的户籍歧视，违背《就业促进法》有关平等就业的原则。但北京对待非户籍人口有太多的歧视，或许北京有关部门也根本不在乎这些指责。因此，我们来分析一下“以业控人”可能的后果。

非京籍劳动力可以在京就业有两个前提：第一，他们在北京能获得比在家乡更多的收入；第二，在京企业雇佣非京籍劳动力的成本低于雇佣京籍劳动力。前者，是非京籍劳动力得到的好处，暂且不论。后者是北京企业得到的好处。以此展开，在京企业雇佣非京籍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充沛的非京籍劳动力供给有效抑制了城市的物价，尤其是服务业价格，如餐饮、家政、零售等。

从经济全局展开，北京经济结构非常依赖于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77.9%(2014年)，远高于上海的64.8%(2014年)。这得益于金融业、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商业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的繁荣。而这些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较低生活成本保持，耳熟能详的段子如互联网创业中心“五道口”以及穿梭在郊区和金融街之间的“金融民工”，讨论的都是低生活成本对高端服务业的支持。有专家甚至指出北京与深圳的互联网创业氛围相对上海更为成功，是因为上海严格管制使得城市不存在低成本创业的空间。

北京并非抵制所有的非京籍劳动力，它只是排斥那些低端的就业人群。近年来，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千方百计把境内外的人才引入本地，以期其创业、研究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只是这种重高端斥低端的人才引进思路，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有研究显示城市中每增加一个高新技术就业，就需要有五个服务业就业配套支持。其中有两项为诸如律师等高端服务业，而剩下的三个则属于家政、餐饮等低端服务业。高端与低端就业呈现互补、促进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从现实来看，高端就业者所需要的家政、餐饮、洗车等服务大多是由非京籍劳动力提供的，这些岗位不仅工资远低于京籍劳动力的预期薪资，更因传统观念(如贱役、服侍人)而被京籍劳动力所厌恶。

过度排斥非京籍劳动力的后果就是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短缺，造成生活服务价格飙升，最终反映为营商成本高企。赶走的就不仅仅是非京籍低端劳动力，而是企业和高端劳动力，他们的投资、就业选择范围不会局限于北京，还有上海、深圳可选。

香港的今天足以为北京借鉴。香港经济崛起，涌入了大量的高水平人才和聚焦于高端服务业的资本，劳动力价格因此上升，受制于无法像北京那样从人口腹地无限制地引入劳动力，香港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持续居高不下，全行业工资中位数为1.48万港币(1.18万元人民币)，工资中位数最低的行业是“物业管理、保安及清洁服务”，月工资也近8000块人民币。为此香港不得不在家政服务市场长期保持对菲佣的开放政策，以满足高端劳动力需求。

有意思的是，北京鼓励在京企业雇佣京籍劳动力的手段之一是补贴企业缴纳的社保，但北京社保体系的健康完全依赖于非京籍就业人口的贡献。2012年底，北京每4.73个在职职工抚养1个退休职工，远高于全国的3.09，高于全国水平的原因就是外地人的涌入。为了强制非京籍劳动力缴纳社保，北京市政府将缴纳社保年限作为非京籍劳动力购买商品房、车牌摇号、子女入学等的前提。

如果“以业控人”真的有效逼退外地人，且不论其带来的财税收入锐减、根本没钱补贴企业，北京的社保体系将会陷入困境，京籍退休职工将首先面对排斥外地人的不良后果。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5-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