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真正帮环卫工过好年
临近春节，又到放鞭炮的时候，不过，在网上，一张图片却被疯传：两位略显疲态的环卫工人，手持一张心形卡片，卡片上写着“少放点鞭炮，让我老伴早回家”。这张照片激起了同情与转发，不过，悲情炒作并没持续下去，随后，网友群嘲开始，各种图片纷至而来：一位苦着脸的卖鞭炮的大爷，配上台词“都不买鞭炮我咋办，我也是老头”；春晚主持人的照片配上“大家少看点春晚吧，让我们早点回家”……图片背后，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认为：个体应减少他人的麻烦，少放鞭炮；另一方则认为，市民已纳税维持环境，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有付出有回报，谁也不容易。
有人出来打圆场：年轻人该放还是放，不过，放完鞭炮，自己打扫干净吧。这似乎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尊重他人，减少给他人带来麻烦，无论如何是高尚的，有教养的行为。哪怕已经付了小费给服务员，仍然自己倒酒；哪怕请了保姆，一些举手之劳的事仍然自己做。不过，个体角度的善行并不意味着在群体角度是有效率的，甚至很多时候，是不可行的。
基于城市的密集居住，放鞭炮在城市里是彻底的陋习，不过传统毕竟是传统，革传统的命，并不容易，过年放放是一个必须接受的折中。放鞭炮会产生纸屑、污染，经济学上，把这个称为“负外部性”，所谓负外部性，简单说，就是你享受了，别人遭殃了。
人类社会发明了不少方法来弥补这个外部性，比如市民纳税以维持公共卫生，所以，市民为外部性付过费了，然后才有了环卫工人。需要提醒的是，这是一个双赢机制，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面的压迫。
比如，人们登泰山会产生垃圾，游客是出来玩的，轻装上阵最好，当然不愿带着垃圾下山，不过，他们却情愿出钱。与此同时，清洁工愿意承担这个麻烦，增加收入。所以，前者买门票进景区，一部分钱就付给清洁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市场机制的正义性就在于此，只要交易是公平的、自愿的，都是有利于交易双方的。基于市场的社会化大分工，也是有利于参与分工的所有人的。市场不是互害的，而是互利的。所以，只要价格合适，卖鞭炮的老人可以尽情卖，人们也可以尽情放，而清洁工老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受了损害，反正多劳多得。
那么，环卫工人参与的劳动力市场是自愿与公平的吗？
在短期内，收入不会因为纸屑的量而变，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呼吁人们少放鞭炮，也是想减轻自己的工作量，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各行各业参与舆论博弈的一种方式，就如记者说自己担负社会正义使命，医生说自己辛苦是白衣天使，警察说自己出生入死，然后都说自己收入少。所以，仅凭一张图片，一句抱怨并不能真实反映人们对自己收入是否满意。
理论上，在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只要长期内，还有人留在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的工资与这些人的能力、岗位就是匹配的，留在这个行业中的人，对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也是满意的。当然，有人要说，一线环卫工人技能低，找不到好工作；还有人会说寻找工作要成本，但不管是技能也好，成本也好，这都是一个人综合能力体现。
很多时候，钱这个东西，在中国各个层次间的评价差异之大，比如，如果一个人在网上说自己月收入4290元，一定会被嘲笑穷，但实际上，这是2013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所以，环卫工人的工资看起来虽然低，却并非完全不合理。某种程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网友在最初的同情之后开始群嘲的原因之一（网友越来越反对“道德作秀”、“爱心作秀也是原因）。
但另一方面，同情也是真实存在的。全社会普遍性同情环卫工人，很大原因是出于人们对底层体力劳动者的天然同情，实际上，从图片的拍摄以及传播来看，背后操作的人也不会是环卫工人本身。那么，是不是可以下结论，环卫工人的待遇是公正的？也不尽然。
底层环卫工人不管怎么转化工作，由于其技能限制，始终在就业技能的最底层，这是劳动法的阳光所难以照耀之地，劳动者的权利比起某些被认为是血汗工厂的企业，更加受到抑制。那么，当整个行业劳动者权利都受到抑制的时候，收入就会普遍偏低，换来换去都是一样，当然也就不换了。
而且，作为政府的公用事业之一，环卫行业还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环卫工谢若凡，在工作25年后，因年龄过大，被所在地区的环卫局辞退。由于工作期间环卫局未与他签订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被辞退后的谢若凡没有生活保障，迫于无奈，他向法院起诉，要求芙蓉区环卫局赔偿双倍工资、双倍补偿金、加班费等共计26万余元，不过，法院一审判决赔偿仅5万余元。这基本这就是一个编制外的环保工人的典型遭遇。
十八大代表、鞍山市环卫工人范文学，曾经向媒体披露：在鞍山，编制外的环卫工人工资为每月900元，在编环卫工的工资超过2800元。两种环卫工人所从事的劳动内容基本一样，甚至编外工在一线活干得更多。换言之，有没有编制，在职期间的经济收入就相差三倍之多，退休之后待遇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编制外环卫工人的待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看到这里，你也许能明白，要真正帮助环卫工们过好年，该做些什么。
刊于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 20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