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支持出租车电召平台做创新？
从2000年左右开始，出租车的行业主管部门——先是建设部后是交通运输部一直在大力推广出租车电召平台，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建立起统一电召平台的城市也是屈指可数。交通运输部于2013年下发的《交通运输部关于改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的若干指导意见》中还提到要“推进出租车汽车服务多样化”，强调要“在地级以上城市推广出租车信息服务管理系统，申请开通使用统一的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号码，推广智能手机打车软件，建立多层次、差异化的运输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需要”。
有意思的是，政府推了10多年都没有达成的事，企业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而且规模远远大于政府此前的规划，它们做起了一张席卷全国的网络——2012年9月，滴滴打车软件上线，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全国拥有了超过1.5亿用户。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电召平台是各级政府部门力推的大事，但是对于这两个打车软件，几乎鲜有地方政府支持，甚至还被不少地方禁止。为什么打车软件会被禁止？尽管有很多人所说的安全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迅猛扩张的打车软件已经正在突破现有出租车业的管制，动了传统出租车行业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奶酪。而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专车服务，更是动摇了整个出租车行业的生意。
专车服务的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通过移动支付手段，让司机不再接触收入，传统上是个体户的司机成为了公司雇员，司机有激励提供更好的服务；二是通过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乘客和打车软件之间的四方协议，把传统属于违规的“带人租车”变成了合法的生意，而且还大幅降低了汽车租赁的成本——因为通过移动客户端提供了乘客和汽车之间的匹配，大幅降低了汽车使用的空置率，传统上必须以天为计算单位的汽车租赁可以实现时租，也相应减少了消费者在汽车租赁上的费用支出。
很显然，目前的出租车业不欢迎这种变化。那么，政府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法律是站在传统出租车业，还是拥抱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在笔者看来，归根结底一点就是，哪个行业代表了未来的趋势？恐怕以份子钱为特征的传统出租车业很难代表今后的方向。1月29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回应专车和出租车之争时表示，出租汽车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1月26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着力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专题会议上表示，政府要扶持有市场活力的事物，他指出，滴滴打车就是一种创新模式。它发展到今天，“不是政府计划出来的，不是政府管出来的，也不是财政资金扶持出来的。”
也是在这次会上，韩正还指出，创新不是靠管出来的，也不是靠政府排计划排出来的，更不是靠发改委、财政这点资金扶持出来的。他还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以前认为传统银行的优势在网点，现在信息化，网上业务发展以后，网点是包袱了，因为它成本增加了，优势一夜之间变成了包袱。”
既然对创新的支持不属于金钱支持，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才能支持创新？不久前，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院的钱德尔教授在一篇名为《法律如何成就硅谷》一文中专门解释了为何硅谷能够在新一轮的互联网浪潮中脱颖而出。如果说19世纪美国的普通法是补贴了工业化，那么美国的法律和法官则在21世纪之初改变了美国法律从而促进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在欧洲和亚洲，由于实施了严格的中介责任，僵化的知识产权和严格的隐私保护限制了当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当美国法律倾向于保护新媒体的商业和言论传播功能时，欧洲和亚洲国家却赋予了知识产权所有人更多的权利。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在美国被视为是创新而应予以祝贺的行为在日本却可能被起诉甚至蹲监狱。
从钱德尔的论述可知，硅谷之所以能够引领互联网浪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通过法律拥抱了新时代。以电子商务为例，1996年克林顿政府就以白皮书的形式对未来全球电子商务进行了多方阐述，认为“目前可能会阻碍电子商务的法律和规制应当被重新审视，同时应该被修改或废除，从而回应新的电子商务时代”。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白皮书中指出电子商务应该以行业自律为主：第一，市场主体应该引领市场规则的制定；第二，政府应当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这意味着电子商务企业能够不受现有法律的拘束，“海阔凭鱼跃”，于是其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克林顿政府发布白皮书后，美国国会也迅速对此作了回应，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包括《网络免税法》、《反域名抢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签名法》等对电子商务至关重要的法律。在这些法律基础设施的保护下，美国的电子商务引领全球。
那么，美国互联网的繁荣对当下中国各级政府的创新有什么启示？在笔者看来，法律要拥抱未来，这一点很重要，否则那些新生事物就会被法律束缚而无法发展，就像钱德尔所说，如果谷歌创始人是在日本开始创业，那么很可能就被投入监狱了——因为日本的版权法并不支持这样的搜索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真正伟大的创新都是属于“颠覆式”的，而这种颠覆式往往不为现有法律框架所容。
既然以前的形态无法代表未来，那么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认真审视法律的规定，修改甚至废除那些不适应移动互联网业态下的出租车经营管理条例，这才是政府支持创新的应有之义。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