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观察】左学金谈人口负增长隐忧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和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4年第10期鸿儒论道上，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论述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隐忧，本文为其演讲摘录。

还有十年，中国人口会负增长

中国离人口负增长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可能关心的人不是太多。但是，人口增长率下降，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

建国初期以后，我国的人口增长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高增长阶段，人口增长率高于2%；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增长率介于1%-2%之间，这叫中速增长；97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增长率低于1%，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到0.5%以下，大概还有10年就要进入负增长。

我们说未来中国人口到底会怎么样，最关键的是我们未来的育龄夫妇想生几个孩子？看看目前的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日本是1.39，韩国1.23。如果查CRA的数据，全世界综合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就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如果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是朝这个方向走，生育率就会往1靠近，出现负增长会大大提前。

生育率低了，会不会自动反弹呢？在欧洲，很多国家的生育率低于1.5，甚至是低于1.3。最近欧洲有些国家的生育率回升到1.4或者是1.5以上，主要还是靠移民，因为移民的生育率比较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有很多的福利政策鼓励你生育。比如说小孩生下来就有补贴，产假不单是女人休，男的也有休假。

鼓励生育的情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我们有理由担心，长期和持续超低生育率和负增长，将危及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物种延续的可能。

影响：

1，服务业会越来越贵

人口低增长、负增长会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美国早就开始研究了。因为低生育率、负增长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极其深远，比如说储蓄率、投资率、社会保障、医疗、长期照护、社保基金公共财政、债务这些，都是问题。可以看现在的日本，日本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可以看看这几条影响，第一个是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15-59岁的人口已经下降了345万，2013年又下降了200多万。我们的农民工工资在本世纪出现了较快的上升，这个上升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不给高的工资就招不到工。民工荒从珠三角开始向长三角，向北方蔓延。

好多年前，我碰到常熟一个政府的官员，他说常熟的工厂在本地是招不到工的。到外地招工，开始还能招得到，后来也招不到成年的劳动力。那他们怎么办？去中专技校，把一部分钱预先付给学校，也付给学生。然后几方签一个合约，要求学生毕业以后到签约的企业来干几年。用工难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开始了。

我们总以为劳动力一贵，劳动生产率就高了。这个往往是指制造业，实际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很慢的。到美国欧洲，去看餐馆端盘子的，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我们的比，不见得高。我曾经到日本福冈去看一个老年护理院，护工和老人的比例原来是2：1，现在是1：1，护工得高强度上班。

从这个角度，服务业会变得越来越贵。同样是教授，中国教授购买服务的能力就比美国的教授强。比如说中国教授拿30万，差不多可以购买6个家庭保姆的服务，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2，国内储蓄下降

另外是对储蓄投资的影响。诺贝尔奖得主莫迪利安尼做过一个生命周期假设，把人分成少年儿童、中青年、老年三个生命周期，中青年阶段劳动是大于消费，所以是储蓄的，老年时是提取储蓄。这意味着，从社会的角度，养老金也是社会的储蓄。根据这个假设，人口老龄化将使国内的储蓄下降。

我们现在的储蓄率很高，因为现在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群还没有全部退休。当这些人退休后，储蓄率会很快下降。日本30年以前，35岁年轻人的储蓄率是26%，现在是多少呢？ 6%。储蓄率下降的同时，日本的公共债务非常高。

人口下降以后对国家的需求与规模经济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有人说现在全球化了，规模经济不重要了。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内需永远是最基本的市场。人口规模长期下降后，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3，对社会保障和创新的影响

另外就是高速公路这些基础设施，因为人少了，回报率会下降。还有一个是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人口众多可能产生更多的潜在天才，能发挥出来就是天才。印度、中国实际上有很多的潜在天才，但是人口少了，潜在天才也就少了。

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的影响，已经显示出许多问题。

医疗也会受影响。一般老年人的医疗费大概是中青年的3-5倍，全世界大概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是长期照护，这个光靠养老院等等肯定不够，将来就会是独生子女的负担。

及早提出对策：对人投资

1，增加对儿童的投资

人口在变化，我们应及早地提出对策，要让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能响应、适应这种变化。这次复旦主办的上海论坛上，美国哈佛得诺贝尔奖的席勒教授认为，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高速公路等等已经饱和，应该是对人投资的时候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基本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比如对儿童的投入非常不足。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对儿童投入不足，就是对我们的未来投入不足。我们国家大概有1.5亿农业户籍儿童，其中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也包括3000多万流动儿童。对他们的投入很少，有时候他们连父母的亲情都很难得到满足，所以教育、心理上都有很大的障碍。

这样一个状况，能够使我们在20年后和美国、欧洲竞争吗？我感觉很难，因为没有对他们做最基本的投入。前几年，贵州毕节五个孩子在垃圾箱过夜烤火取暖时，全部中毒死掉；南京一个母亲把两个女儿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了……小孩的问题，应该更重视，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2，针对贫困老人建立非缴费型的养老保险

现在很多国家有非缴费型的养老保险，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等等，都有一个非缴费型零支柱的养老保险。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农民是没有什么养老保障的。另外，我们的基础养老金也应该是全国统筹，只有全国统筹，今后流动权益不会受到损失，才会鼓励更多的人缴费。

3，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市场

因为我们的劳动力越来越稀缺，如何有效的利用劳动力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就不会有人才的自由流动。我记得俞正声曾经问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马云不过是一个中学教师，他没有出国留学过，其貌不扬，怎么能算人才？当然我们同时要积极出台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通过配套政策鼓励延迟退休。

日本在利用老年人资源上做得很好，有招收老年人的企业，主要目的不是赚很多的钱，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就业问题。老年人实际上有很多的优势，日本出租车司机老年人很多，从出租车公司退休了，自己买一个车开，不交什么费。保险、财务的事情，有社会机构帮你解决，很方便。

4，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最终我们还是说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现在搞了单独二胎，接下来是不是全面放开二胎？我的预测是，2020年左右可能会放开。当然即使那样，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生。今后的计划生育要回归FamilyPlanning的本义，什么样的本义呢？就是我来帮忙你实现你家庭理想的规模，你想生几个孩子，我帮你实现，这就是FamilyPlanning。

《上海观察》 | 编辑：李宝花 | 201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