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网】黄少卿：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财政风险

6月29日，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与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组织策划的“城市化与地方债务风险”课题中的分课题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主持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财政风险》在上海发布。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较快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称，无论是对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过剩的不发达西部省份，还是对于基础设施仍有一定投资空间的东中部省份，为推动城市化而进行过快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可能恶化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设施投资的配置效率，加大地方财政风险，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设置障碍，西部地区的风险更为明显。

6月29日，城市化与地方债务风险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上海举行，黄少卿主持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财政风险》发布，该研究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与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组织策划的“城市化与地方债务风险”课题中的分课题之一。

研究结果发现，28个省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这些省份加总GDP 的比重，从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基础设施投资占GDP 的比重呈现出地区差异。比如，2010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就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从2004年~2010年，我国基础设施基金来源总量增加了2.59倍，年均增长率为23.77%。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基础设施投资来源在2009年和2010年的绝对量分别增加了16414.66亿元和10576.21亿元，绝对增长率分别为40.39% 和18.54%。

2010年各省基础设施投资占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普遍较高，平均为90.9%。其中，比例超过100%的省份多达9个，由高到低依次是：福建、内蒙古、河北、天津、广西、辽宁、湖北、湖南、山西。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主要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以及其他资金五类。自筹资金在基础设施资金来源总计中的占比保持不变，维持在50%左右。基础设施规模大、期限长、收益率低、偿债能力差，许多项目长期亏损，信用评级低，加之国家政策的限制，因而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弱，外资占比逐年下降。

黄少卿称，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的投资存在最优比例1，如果比例不当则会产生效率损失。“1997年的时候，由于基础设施相对生产设施的投资不足，中国大约损失掉了3.65%的GDP。到2003、2005年时，这个损失仅有0.67%。而2008年开启的四万亿计划使得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到2009年，这个损失又上升到1.05%，到今天这个时点，其损失肯定还在扩大中。”

黄少卿的研究结果称，1997年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经过价格调整后，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边际产出比大于1，表明当时中国处于明显的基础设施短缺状态。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制定了一揽子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避免受金融危机传导效应影响。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而言，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边际产出比在1998年以后的5年里急剧下滑，接近于1。

“1997~2003年间，中国每年大约0.4%的GDP增长源于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之间关系的改善。” 黄少卿说。

从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对地方财政风险的影响来看，黄少卿称，通过计算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税收现值与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额的比较，以贴现率为10%计算未来30年收入的现值，发现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未因经济刺激计划而带来财政风险，但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和内蒙古等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中，额外增长的部分可能难以补偿投资成本，存在财政风险。

“五省均为西部省份，说明西部地区在“4万亿投资”中投资力度过大，借债过多，还款能力堪虞。”

黄少卿称，地方政府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时，必须要与私人性的生产设施的投资齐头并进，否则都会产生静态的资源误配，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地方财政稳定。

研究报告同时称，“西部大开发”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先行，然而生产设施投资没有及时跟进，导致目前西部省份出现了基础设施相对过多的局面。因此建议及时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工作重心，从基础设施先行调整到完善制度环境、鼓励私人创业与投资上来，从而纠正当前这一地区两种资本关系被扭曲的局面，改进配置效率，降低西部地区省份的地方财政风险。

一财网 | 记者：胥会云 | 2013-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