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社会管理模式与宪法构建

最近一两年来，我的研究的重点就是推进司法独立，还有推进人大代表直接或间接性的选举。而且我个人的研究已经从原来以写论文给专家看为主，改成了比较群众性的推动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研究。我最近的研究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所谓中国模式的法学批判，当中的要点值得拿出来分享。与此相联系的是，我觉得中国模式比较典型的是重庆模式，我对重庆模式有一点微词，所以你看我最近要批重庆模式嘛，以前批过现在接着批，我去过一趟重庆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功与过后看重庆”，现在是提纲，但后面有具体证明，有方法研究一些现实问题。

下面切入正题。我的标题是社会管理模式与宪法构建。我发现我们国家有一个管理模式，是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干部会议上宣读的，我引用了之后表示很不同意，我不同意的是什么观点呢？原文是这样说的：我国社会管理要要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这是它的范围。这我还是赞成的。但是紧接着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传统上很多人对我们这个体制还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的体制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至于说司法的作用根本一点都没有。所以这样一种社会管理的提法使得我们的社会管理完全脱离了宪法，完全脱离了中国自己宣称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大制度，这里提都没提，司法也提都没提。那这样一种格局操作起来又怎么样呢？那就是党委做一个决定，政府就落实，人大就靠边站，司法根本没有用。

正面我来提一些，就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上，我们首先要合理划分管理空间，我们现在的管理空间如果按照宪法应该是这样划分的：首先全部的空间按道理都是人民自主活动的范围，但是我们把一部分空间交给了公共权力也就是国家来管理，另外就是个人自己自治的空间，这又分为两块，一种是社会的自治组织，另一部分就是完全由个人享有的权利。这个管理空间应该是这样划分的。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有管理空间都在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手里，然后释放一点空间给个人。至于说释放多少空间给社会组织呢？是特别的少。但我也承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作为个人得到的空间确实比三十年前多得多。我们现在有一个我认为非常不妥当的提法，就是一句官方文件上的口号：管理不留空白。这个口号真实的含义就是说啊，权力的手要伸到每一个角落，一直到街道、里弄、小区甚至说你们家的楼道，到你家门口甚至还要进屋。我在这里说了一些道理，实际上是希望能改变官方的这种观念。

第二个要表达的重要的观点就是要重视政治利益的分配不公，并且改革它的分配方式。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利益通常说一个是物质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另一个就是政治利益。从人要活着这个角度来看，物质利益是首位的，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不一定是第一位的。政治利益说不定比物质利益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掌握了政治利益可以决定经济利益的分配规则。另外我们现在民间也好，讨论的比较多的还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但是实际上我们社会最为分配不公的不是经济利益，因为在经济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市场还是在起作用的，但是在政治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完全是集中的计划管理。所以政治利益是分配最为不公的。当然政治利益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职位，所有的职位都是集中的，很多有能力的人，如果它不分给你一点，你是拿不到的，这个不得了。所以说一定要调整政治利益的分配方式。

第三点我想说要真诚地实施法治。就是说不要把它只作为一种漂亮话来讲，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法必依。过去存在公然的有法不依，连理由都不找，这样长期下去是不得了的。

最后要说比较现实的、可行的，就是要有独立的司法；然后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人大代表选举。暂时如果不能做到全国性的人大代表直选，那也应该尽快扩大到省、自治区层面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