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龟：中国改革新愿景

上午好！今天我在这边非常荣幸能够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报告我的主旨发言。根据2001年到2007年的相关研究表明，去杠杆化的进程与影响将继续持续到2014年。尽管次贷危机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得以缓解，但是全球范围还是不得不再遭受欧债危机的巨大影响。有报告称很多正在崛起的国家，不仅仅只是中国，都能够成功克服与诸如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但不幸地是，这仅仅只是凭空的不现实的想法，缺乏事实根据。自去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都在开始下滑。欧洲的债务危机加上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等问题，全球的经济正在迈向系统性的全面萎缩。

我们的世界经济现在就好像正处于混乱之中，为了确保全球经济得以恢复，仅看着地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现在必须要去看指南针，必须找到发展的目标方向，找到解决的方案，这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要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唤回信心以及市场经济，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关注如果修复失效的系统，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重新建立政治关系。

经过一系列的市场失灵之后，很多人开始担心市场管理的问题，对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事实上，对整个系统的管理失败也造成了很多混乱的局面，比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因社会管理危机而引发的种种症状，这些都在世界各地发生着，包括在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甚至在韩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结构并不能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首要突出问题。欧元区雄心勃勃地希望统一货币，但是他们太盲目乐观，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保障机制来保护欧元区。如今很不幸地，他们不得不面对制度的改革。而欧元区失败的背后存在很多原因。第一，过于美好的愿景使得决策者变得懒惰，他们没有建立起任何应对管理失效的后备支持政策，第二，单一货币使得纠正区域贸易失衡变得非常困难。第三，人们高涨的难以控制的过度期望也造成了危机。（因此，）过高的期望以及脆弱易击的政策制度等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崩溃。

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区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会存在社会管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质疑政府是不是能够真正满足未来的需求。在世界的任何一个经济地区，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都会受到挑战。在美国，基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失去政府的支持。中国，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在社会资本化进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日本和韩国通过大企业作为支柱推动经济发展，却同时也它们国家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在欧盟，你可以看到造成很多问题的单一货币系统已经开始被质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事实上中国有很多短期改革目标，也有一个长期改革目标。为了保持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必须要跨越四座大桥抵达彼岸。中国要跨越这样四座大桥：社会资本化大桥，社会管理大桥，国际领导力大桥，金融改革的大桥。如果中国跨越这四座大桥就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

第一座大桥，社会资本化大桥。过去30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本，财政资本，以及技术发展，以及人力资源，但是，这样一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发展的基础。为了更多积累社会资本，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透明度，社会公信力，以及法治。这些价值的缺失在当今的很多社会问题中体现出来，比如说腐败、坏帐、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交易不公等等。

第二座必须跨越的大桥是政府对市场的治理问题。（在过去）一党路线能够成功有效地统一和凝聚全国，但在过去30年里一党执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复杂形势，使得其难以保证执政的有效性。一党决定的治理模式已经不再是能最有效地解决问题，不再是最强大的公共调停者。事实上对于市场过多的干预也造成了市场的失效。在中国，我相信一个新的治理结构会出现。这个结构应该平衡政党、官僚机构以及市场。在这三者之间，会有很好的相互制衡的规则。在政府与市场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可以成为天使，但往往市场也很容易变成一个恶魔。政府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临时的拯救者，但如果留在市场太久，政府也会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独裁者。

第三需要跨越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建设。在急速发展之前，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由此，中国集中精力致力于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以及如何稳固自己的主权。这些中国所努力维护的价值的确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她依然需要考虑到全球化下的其他价值来引导她之后的发展。当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她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社会关系。她必须为全球利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就是必须维护和保障全球范围内普世价值的实现。这些普世价值包括有人权、法治、公开透明以及公平竞争等等。中国不能再只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在未来，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地去检验她应对全球局势的能力以及能否充当国际领导者。

最后一座桥就是金融改革。多年以来，中国将金融作为一项工具来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因为中国金融本身的发展依然是落后的，金融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一个障碍。这种现象已经被很多国家所终结，包括和中国有类似发展轨迹的韩国在内。我们必须有更深入的改革，有助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否则，金融方面会产生不确定的因素而不稳定从而使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平衡中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其得更加平稳地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随着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改革也将会实实在在的进行。然而，限于中国较为滞后的发展，她如今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尤其在草根金融上，它面临着一些不足等等导致问题。正值中国的转型时期，在此刻讨论未来习近平一届领导人时代下所面临的大问题与挑战是十分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不少中期问题和挑战，像社会治理的改革，包括宏观经济悖论、人们欲望的改变、金融改革与危机预防。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政府需要长期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态势，那么就需要推动有效的改革来避免相应危机的传导。再看当前的社会管理。现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管理机制并不是最有效的。当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并难以解决的时候，现在是时候整治一下引起这些问题的社会管理机制上的缺陷，以防止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和蔓延导致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产生。[01:01:25这里英文原文是比喻，直译为：正当河水要干涸时，是时候应该清理一下河床]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的是更加规范的行政管理来介入，而不是通过政治手段。行政机构应当扮演更加积极地角色，以保证各部门能更加及时、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发展潜力中已经开始逐渐弱化的一些优势，例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优势的弱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欲望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的问题。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人生下时啼哭，活着时抱怨，去世时失望、哀伤。从中莎翁想要表达的是，人们从生下来就是充满欲望的，而且是从来不容易被满足的。我们这个社会要如何让他们心满意足，没有愤懑？近来在中国，人们渴望的是对于他们本身权益的尊重以及不断提升的收入，他们渴望更加民主的社会管理方式。当他们的这些欲望越来越多地被重视，他们就会对追求幸福的保障更有安全感。因此找到国家繁荣与个体幸福的平衡点十分重要。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应当去实现这样的目标，例如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的建设也同时为保障拉动国内最低的消费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不断推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环境。在这过程之中，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一个“三元悖论”（即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以及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环境窄而浅，加上缺乏稳定的基础结构设施，那么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的危机。为了防止这样的危机发生，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强大的基础结构建设是解决这个三元悖论的大前提。之后，中国需要去选择优先解决哪一个问题，因为这三方面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和满足。从我在韩国的经验来看，独立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重要的，其他两项可以同时自然而然慢慢地实现。而很多其他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浮动的汇率政策以及采取十分规范化的资本流动的准则（这些可能是中国要借鉴的）。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改革，可能应该是金融改革。

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之路上的一个站点，但是它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对实体经济起到支持作用，同时也有自己的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面对不断更新的金融系统而进行的改革，涉及到四个方面。这样一个四角模式中，每个方面都会相互作用，从而使管理更高效和利益最大化。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市场的自由化、开放市场与国际化、财政体制改革与审慎监管制度。这四个方面互相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四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自由化的、放开限制的市场，能够有利于金融产品的开发，然后促进投资增长，开放市场与国际化能够帮助吸引更多的外资，使其能够自由地进入中国。而财政体制改革会涉及到歇产停业、资本削减以及银行系统的兼并重组等等。很多国家因为多种原因在这方面无法很有效地进行，但为了成功，政府必须做出残忍的选择。在审慎监管制度上，应当建立一整套独立的监管机制，也需要结合这套机制来加强对银行的运作与管理的监督。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金融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但是很多时候都无法推行下去。这是因为我们的决策者无法掌握改革的速度以及改革的顺序。如果进行地太快，我们的金融市场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而如果进行地太慢，很多愿景无法实现。因此我们的决策者需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有序地进行金融改革。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找出金融改革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比如高风险的区域，比如股市，它的市场放开更早一点。而像欧元储备等，它们的风险更小，那么可能可以慢一点，可以再晚一些放开。

最后，金融改革还需要在危机预防上进行加强。为何有些聪明的国家能够很好地防范风险、控制风险，而为何有些比较愚昧的国家无法在危机初期很好的解决，而是只能任凭其发展，直到蔓延到国际上等待救助？为了避免走这些愚昧国家的路，一整套完整的风险监管机制必须尽早地建立起来，这是预防危机发生的基础。另外，中国要建立金融保障机制，来应对突发的不可预测的困扰与危机（以保证国内经济能够正常和安全的运营）。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强调之前提到过的决策问题。在韩国政府工作时，我们会进行一系列针对于韩国国情的改革，我深知决策的不易，因为政策一般都会和利益挂钩。一旦出现问题，一些政治家往往会将责任推给政策的制定者。其实政策制订者的定位和立场非常关键，只有能够认清楚当地国情以后，并且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够制订好政策来支持国家经济的改革并且适时地监督和审核整个调整，考虑资源的分配以求及时地治理。然而，改革者的灵活性十分重要，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要考虑到如何制定更加适应变化的政策，如何说服反对者的异议。当然，我们也应当知道任何政策方案的制定都首先应当有强大的支持者。

很多政策的推行不仅会有正面作用，也会伴随很多负面作用。而决策者需要让人们意识到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很多积极正面的效果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显现。所以如果太犹豫或者太急于求成，可能反而达不到改革的效果，甚至放大负面的影响，带来更大的怨声。任何政策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应该有充分准备与耐心，将一个新政策的干扰性降到最低。即使是遇到突发的未能预测到的干扰，决策者也必须能够对当下的形势作出评估与快速的反应，适时制定更加正确的策略。这就是在我看来怎么样进行整个社会经济和金融层面的改革，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的改革之路，我也相信中国会很成功，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它会克服目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