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六小龙”现象再追问：王兴兴们为何不敢辍学创业
那些辍学创业的群体，如果不能获得各种财政补贴，至少不应该在户籍等基本生活层面获得否定性评价。显然，目前的政策环境和这个群体是不太兼容。也正是如此，中国科技企业的CEO们鲜有辍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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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科技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DeepSeek和宇数科技等企业的横空出世，说它们横空出世或许不对，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好多年，只是在这一年大放异彩获得众多关注。这些企业的出色表现不仅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创新的神秘力量，还让教育界反思高等教育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5月17日，在2025搜狐科技年度论坛上，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梁文锋、王兴兴、汪滔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DeepSeek、宇树科技、大疆吗？
对于这个问题，王树国表示自己也没有答案，但他“唯一得到实践验证的”是那些读博士的没有他们（指梁文锋、王兴兴、汪滔等）做得好。王树国随后提出，在真正的实践环境中，学历不等于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在实战状态下磨炼出来的。
在我看来，王树国教授的这个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
首先，所谓术有专攻，有些人可能适合在实验室发论文做科研，而有些人则是擅长做产业，两者之间可能无法做简单的对比，毕竟像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杰弗里·辛顿这样能横跨学界和业界的人物并且都做出非凡业绩的人是凤毛麟角。
其次，企业的成就是肉眼可见，而很多科研的贡献则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和辛顿一起因为“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而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他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紧急集体计算能力的神经网络和物理系统”——是神经科学论文的开山之作，但是在40年前这篇论文刚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今天这样的瞩目。也正是如此，虽然霍普菲尔德在那时候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与同时代最杰出的企业家相比，可能还是稍逊一筹。
也正是如此，王树国教授认为那些博士们没有梁文峰们做得好，我觉得这个判断过于武断。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梁文峰们涌现出来？或者说，中国在哪些方面可以为这些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而提供更好的条件？或许这才是我们更值得反思的，就像王树国教授说的，在真正的实践环境中，学历不等于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在实战状态下磨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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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峰王兴兴和王韬只是没有读博士，而美国科技企业的很多创始人则是干脆连大学都没读完，直接创业去了。
2004年2月，当时还是哈佛大学主修计算机和心理学的二年级学生扎克伯格突发奇想，要建立可供哈佛大学学生交流的平台。扎克伯格和他的伙伴只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网站。这网站一建成就获得学生的追捧，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哈佛有近一半的学生在其网站上注册成为其会员。会员们利用这个平台掌握朋友之间的最新动态，同时也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
由于这个网站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扎克伯格当年就从哈佛大学退学专门从事创业活动，而这个网站果然表现出色，很快就从哈佛拓展到其他大学校园，再后来还走出校园成为受全世界欢迎的社交方式。
扎克伯格的创业故事如此出传奇，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以至于在2010年还有一部以其原型的电影上市——《社交网络》，该部电影改编自班·梅立克的2009年畅销书籍《意外的亿万富翁》。
在扎克伯格的创业过程中，从哈佛退学这个决定非常重要。正是因为退学，他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创业过程，脸书也在众多社交网站中脱颖而出。8年之后的2012年5月18日，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160亿美元，市值达到1040亿美元。
扎克伯格辍学创业的经历在美国并不鲜见，夸张点甚至辍学就是科技企业CEO经历中的标配。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从哈佛大学辍学，他的创业伙伴保尔·艾伦则是从华盛顿州立大学退学；史蒂夫·乔布斯是从里德学院辍学，和乔布斯一起创业的史蒂夫·沃兹尼克则是从加州伯克利大学辍学；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则是分别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和芝加哥大学辍学；戴尔创始人戴尔是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辍学。
当然，还有一些非典型辍学，那就是创业者完成了本科教育，但是在研究生阶段放弃了学位直接创立企业，如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他们都是在斯坦福大学博士阶段发现了比攻读博士更有挑战的工作，于是就放弃了学位转而创业。
现在的世界首富、诸多公司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则是在收到斯坦福大学材料学专业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后退学。1995年，在天使资金的帮助下，马斯克和其他创始人成立了网络软件公司Zip2。1999年2月，康柏公司以3.07亿美元收购了Zip2，马斯克因拥有7%的股份获得了2200万美元。再后来，他创立了X.com（后改名为PayPal）和SpaceX，并成为特斯拉的重要投资人，开始了他的星辰大海之旅。
从名校辍学创业的名单还可以拉很长……辍学、创业、公司IPO，提供了改变世人生活方式的产品和服务，成为世人景仰的企业家。
辍学者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杜撰了一份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在耶鲁大学的毕业演讲，“文凭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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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不在学校里继续学业拿到毕业证书再去创业？最可能的原因是，时不我待。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有着非同一般的远见，能比同时代的人看得更远。他们通过观察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找到了他们的创业灵感，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几乎都是革命性的，而不只是对当下产品和服务的重复。
最前沿创业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因此他们必须全身心投入，而不能在校园里继续学业。同时，这些产品和服务如此前沿，以至于在大学里已经没有能教他们的内容。无论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微软、杨致远的雅虎、布林和佩奇的谷歌、扎克伯格的脸书，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划时代的。
他们能创业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的创业环境。创业环境说起来复杂，但是归纳起来无非也就是那几条：公司如何注册，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美国的初创企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那就车库创业。车库创业的鼻祖是惠普公司。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子系主任特曼教授不主张学生毕业后到东部的大公司、大企业做循规蹈矩的工作。1939年，特曼的两个学生——休利特、帕卡德刚好毕业，顺应老师的意思就留下来创业。他们决心到电子领域创业，当时没有钱，就从特曼教授借了538块美金，创立了惠普。
1987年，惠普的创业地车库被加州政府正式追封为“硅谷诞生地”，而惠普公司的成长史也成为了硅谷发展的缩影。
车库创业有着很深的意义，意味着在美国创立公司的门槛很低，很多国家对公司的地址有着各种各样严苛的规定，使得创业者面对第一步就望而却步；而且车库创业意味着初创企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无论是投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如果项目成功，那就转移到更为合适的办公室；如果项目不成功，那么公司也可以随时关门，创业者无需为此支付更多的成本。
前面提到的这些创业者，除了极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的创业资金都是来自于天使投资人和风险资本。1998年，当时还在斯坦福上学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切瑞顿家中的门廊展示了他们的创业项目。随即，切瑞顿教授和他的朋友安迪·贝托谢姆当场就开出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支持这家还没有走出宿舍的小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谷歌公司。而在此之前，佩奇和布林已经被雅虎和 Excite 公司等公司拒之门外。
当然，这些天使投资人和风险资本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比如说上面提到的谷歌的天使投资人大卫·切瑞顿教授，他因对谷歌的投资成为全美最富有的教授之一。而他之所以能够给谷歌提供资金，则是因为他在1995年参与创建了一家叫名为 Granite Systems 的公司。这家公司在成立仅14个月后就被思科公司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这次并购，让切瑞顿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财富，也让他在业余成为天使投资人，能给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很多时候，天使投资人不仅给了创业者提供启动资金，同时还给创业者提供经验。苹果公司的第一个投资人马库拉就是典型的一位，他不仅给公司提供了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还和乔布斯一起撰写商业计划书。
尽管马库拉只有33岁，但是在那时已经处于退休状态，因为他从此前供职的仙童公司和英特尔公司获得了可观的股票期权赚取了数百万美元。他以自己职业经历觉得苹果将来会是已将非常了不起的公司，《乔布斯传》里是这么说的：
马库拉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成为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他说，“这是一个产业的萌芽，十年一遇的机会。”苹果公司最终用了7年时间才跻身《财富》500强，但马库拉的预言中蕴含的精神得到了证实。
就此而言，对创业者而言，包括天使投资人和风险资本在内的资本，都比大学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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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在创业环境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至少在启动资金上已经和美国没有质的区别：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天使投资，VC/PE更是不缺，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鲜有大学生辍学创业成功的例子。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妨以杭州为例。
因为DeepSeek、宇树科技和游戏科学等一系列技术公司的涌现，最近一年杭州被社交媒体视为是最适合创业的城市。
确实，杭州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对大学生创业也很友好，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创业补贴、就业补贴和租房补贴。
早在2009年10月，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利用电子商务保就业拓市场促转型的若干意见》，鼓励通过网络实现创业就业，并提出“将部分经济租赁房、大学生公寓、人才公寓定向出租给符合条件的网上创业者。”同时一旦被认为为网上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或失业人员，可以享受贷款、创业补助、社保补贴、失业保险金等政策优惠，免收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并可获得2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无偿政府资助。
杭州还有针对应届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杭州市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申请指南》的补贴标准是：
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毕业时间在2021年10月14日（含）之前的博士，补贴标准仍为5万元。
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富阳区、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等西部区、县（市）工作满3年后，再给予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其中按原标准（5万）申领补贴的博士，仍按原标准执行。
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顾名思义，就是只有毕业的大学生才能申请。申请条件也明确了必须是2019年6月3日（含）之后毕业的全球本科及以上学历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同时还需要学信网的证明。生活补贴如此，其他各种补贴也是大同小异。学历越高越好，如果你辍学了，对不起，这些补贴都和你无关。
对创业最为友好的杭州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城市就更不必说。作为有着悠久科举历史的国度，学历崇拜（歧视）深入民众的骨髓之中，因此在政策层面中见到这种崇拜/歧视的影子也不足为怪。
考虑到迄今为止尚未取消户籍制度，而很多城市对于落户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学历要求，像京沪这样的城市要求国内顶级大学毕业生或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而其他城市则至少是有“毕业”这样的硬性要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王兴兴们未有大学毕业，不要说无法获得各种各样的创业补贴，能不能在这些城市顺利落户都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些辍学者应该和毕业生一样获得这种补贴，因为这操作难度实在太大了，而且一旦辍学者能够获得，那么还会自然而然的带来疑问，如何分辨出那些是基于创业的辍学还是基于学习能力的辍学？甚至，那些未上过大学的群体，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获得补贴？
是不是给予补贴不是问题的重点，我的问题是，那些辍学创业的群体，如果不能获得各种财政补贴，至少不应该在户籍等基本生活层面获得否定性评价。显然，目前的政策环境和这个群体是不太兼容。也正是如此，中国科技企业的CEO们鲜有辍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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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王树国教授的思路再往前问。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鲜有辍学的？是因为学校能教给他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还是他们今后走上社会更需要学历的加持？如果是学校能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技能，那么他们自然倾向于在校园里多待下去。
当然，我不会天真到要求各大城市在出台各种人才政策中消除学历崇拜/歧视——尽管我向来如此认为，但是至少应该在户口迁移或者落户等关系民众基本生活方面消除学历歧视。
只有消除了这种最基本的歧视，那些最为优秀的群体才能没有后顾之忧。设想一下，如果扎克伯格为了获得学位而必须在哈佛大学多待两年，那么脸书的未来就可能是另一个走向，而社交网络的主人公未必就是扎克伯格了。
我们无意比较王兴兴们和那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间的价值，但社会不应该歧视那些想离开学校而开始创业的人群。目前来看，资金层面已经鲜有这样的歧视，而政策层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隐形歧视。
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学生们辍学创业，而是说，如果王兴兴们辍学创业了，他们的理想能实现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