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创新与产业升级，难在哪里？
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是人类在自有文明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经历过经济增长，而是困在“马尔萨斯陷阱”里。转折点是工业革命。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经典研究表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这里的技术进步是广义的创新和技术变革，除了狭义的科学技术，还包括组织方式变革、业务重组，甚至可以是人脑中的新想法。
工业革命之后，决定各国人民福利的主要因素，就是能否搭上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电梯”。然而，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并不顺利。在“二战”之后，能够从农业国转变成以先进制造业和创新为主的经济体屈指可数。本文从经济史研究和真实案例出发，简述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经验，并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产业升级为何难、难在哪里？
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
新技术的本质是不可预测。所谓的“新”，是熊彼特描述的“创造性破坏”。卡尔·波普尔曾指出一个简单的悖论：如果新的知识可以被预测，它就不会是“新”的知识。因此，他认为我们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这看似简单的悖论，却有重要的现实含义：前置性、事先挑选方向的产业政策和强监管、强干预，会限制创新和技术进步。
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与产品的研发越来越复杂。技术进步不仅仅是科学研究，更是与产业实践紧密结合。技术在科学意义上的先进，不代表可以在产业中大规模应用；而看起来没那么高明的技术，如果性价比高，能获得消费市场的支持，反而会成为主流。先进的技术则可能需要迭代到边际成本降至消费者能承担的水平，才会慢慢进入大众市场。
芯片的发展史体现了技术进步不确定性的另一面：迂回性。计算机自发明之初，主要目的是科学计算，国防合同是硅谷半导体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后，半导体公司开始转向民用计算机和计算器，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因为科学计算对芯片的需求并不强劲。转折点是电子游戏。20世纪70年代，从摩托罗拉离开的查克·派朵（Chuck Peddle）转投MOS公司，带领团队设计出MOS 6502系列微处理器。6502系列芯片的最大用户就是游戏机厂商。雅达利的爆款产品Atari 2600、任天堂的红白机用的都是6502或者其改进版本，累计销量分别超过3000万台和6000万台。大规模的需求推动了大规模制造，芯片生产的平均成本大幅下降，由此，我们迎来了消费电子行业的第一个繁荣时代。
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使技术进步经常卡在找方向上，走弯路、犯错、重复劳动是研发活动的常态。现实中的研发往往不是预设目标的重大项目攻关，而是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新大陆。在研发成本日趋高昂并与产品深度结合的当下，技术进步路径内在地要求宽松的管制环境，不轻易限制市场遍历可能性的过程。通过分散、去中心化的竞争性市场尝试更多可能性，才能提高创新的概率。
全球分工、技术碎片化与后发优势
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叠加产品周期，使创新企业的资本支出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高。这种技术演进的路径内在地要求大规模生产，以分摊资本支出。这必然对应着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变革。德龙敏锐地发现了20世纪经济发展背后的三股力量：工业实验室、大型现代公司组织和全球化。工业实验室与追求规模经济的现代公司相结合，促进了分工，大大提升了技术进步的效率。全球化则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越来越显著，生产的专业化也越来越显著。
分工导致了技术的碎片化，一个产品对应的技术可能分布在多个公司，并且随着全球化而扩散。技术扩散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核心渠道是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产品、资金与人员的流动必然会导致技术扩散。例如，跨国企业的母公司将技术转移至国外的子公司，子公司则会雇用当地员工，给东道国带来积极的学习效应。子公司在营运过程中，也会为当地其他公司带来技术溢出。
全球贸易的中心-外围分工，也随着时间在发生变化。最初，中心国家凭借在制造业上的优势提供制成品，而外围国家专业提供初级产品，后来中心-外围国家的关系又演化成“微笑曲线”，中心国家负责两头的技术、设计和营销、销售，外围国家负责生产制造。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承担其分工的角色。各个国家都通过贸易嵌入世界体系之中，经济互相依赖。一个国家脱离了全球市场，无论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从供给端来看，无论是技术前沿的设备，还是大众化的消费产品，都是多国合作、全球供应的产物。
从需求端来看，全球市场也让高水平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在封闭经济体中，即使一个人口大国，其消费体量可能也很难承担起高水平专业化分工的成本。这也意味着一个地区虽小，人口体量不大，但面向全球市场，同样可以站在科技的前沿或者成长出巨无霸企业。
技术扩散与全球分工给了后发经济体追赶的机会。追赶和创新不同，追赶阶段所需的技术条件是确定的，发达国家已经摸索出成功的路线，后发经济体可以直接模仿，大大降低了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分工的全球化也内在地激励跨国企业转移技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出现的“雁阵”式分工，原因就在于此。
O形环、劳动力分流与后发劣势
按照技术扩散理论，全球化会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追赶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会逐步缩小。但事实并非如此。据阿瑟·刘易斯的估计，1870年之前只有六个国家登上了“电梯”。克拉克很疑惑：英国的劳动力成本如此不具优势、其他国家进口机械也没有障碍，为什么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具有庞大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贫穷国家仍然没有完全占领棉纺织业，将英国逐出这个无关税保护的市场？德龙也有类似的疑惑：为什么在“一战”之前的岁月中，工业化没有更快地普及到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能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具有先进制造业和大规模创新的国家屈指可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回答，现代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之前有什么区别？2019年诺奖得主克雷默认为，工业革命之前的生产过程比较“浅”，没有繁复的步骤，这种生产过程可以容忍错误与粗心，而现代生产方式强调分工。
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错误有乘数效应，任何一项任务的失误都会大大降低产品的价值。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说明了复杂工业品对错误的低容忍性。挑战者号有数千个部件，它的爆炸只是因为发射时的温度导致其中一个不重要部件（O形环）失灵。受此启发，克雷默建立了一个O形环生产函数来刻画这种现象，即工人技能的微小差异会造成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一个推论是，在均衡状态下，高技能的工人（或几乎不会犯错误的工人）会相互匹配，而且技能水平越高，工资和产出越会大幅上升，这就是技能溢价。高生产率和更重视质量的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雇用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也回答了卢卡斯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因为高技能劳动力犯错误的概率更小，可以避免资本浪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不局限于生产制造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包括产品设计、人力资源、会计工作等领域的人员，甚至包括后勤行政人员。所谓的技能也不局限于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也包括契约意识、文明水平、公司治理、激励机制等软制度环境。
依循这个逻辑，O形环理论不仅解释了企业间存在的效率差距和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收入差距并没有因技术扩散而趋于收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战”以后技术进步呈现技能偏向，即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或新工作组织方式对高技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更大。劳动力技能在边际上的微小差异，在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进步的进程中会被放大，造成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只要技能溢价足够高，就能部分抵消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
因此，弥合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首先需要弥合劳动力技能的相对差异。这并不容易。国家之间的新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正相关性，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了对劳动力技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规模比较大，新技术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这更需要教育体制和专业技术人员体系的恰当配合。
分工、市场的限度与信任
先进制造业要求高技能劳动力和高水平供应商的合作，所以先进制造业团队的人员可能大比例都是行业顶尖人才。由于分工日趋细致，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这些人才可能都是独一无二、很难被替代的。这就存在两个难题：高技能人才何以涌现及如何实现团队合作。
高技能人才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选拔和培养。要让他们涌现，首先要保证他们作为顶尖人才的特质不会在涌现的过程中消失。只有在包容的环境中，人才的特质才不会被死板、僵硬、强调整齐划一的规矩磨灭。所以，人才的涌现必然发生在包容的环境里。
除了选拔，人才的培养也需要时间。一个人要经历十几年的学习以及十几年的工作经历，才会成为有经验的劳动力。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精益生产涉及大量默会知识，不是简单地堆积劳动力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必须在每个环节都配置足够多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才能保证整体的良率。这些经验即使全部可以积累成书面文档，消化掌握也需要时间。这种生产方式对“经验”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这会提升资深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渠道。产业向“高端”、精益生产转型，一定意味着“经验”变得更贵、“老司机”更吃香；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如果“老司机”的“经验”没有得到合理回报，那同样意味着产业不可能高端，生产不可能“精益”。所以人才的涌现需要长期可持续的激励机制。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很多领域存在着所谓的“35岁现象”，企业招聘广泛存在年龄歧视。数据显示，工作经验对中国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明显小于美国，熟练劳动力的“经验”价值不被重视。这并不是孤例。跨国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工资”曲线比发达国家更平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从经验中获得的回报更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扁平、缺乏深度，无法容纳更多有经验的劳动力，也就限制了中国向精益生产、高端技术转型的潜力。这种环境在浪费“经验”的同时，也抑制了“经验”的生产，企业偏好劳动力的数量投入的同时，劳动力自身也不愿意积累更有价值的“经验”，而会侧重加班等数量型投入。企业更愿意使用经验较低的年轻人。
高技能人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团队合作。高技能人才的独一无二、难以替代意味着他拥有了“卡脖子”的能力。面对这种情况，有一些企业倾向于让公司离开了谁都能运转，以免被别人“卡脖子”。但这往往意味企业的平庸化。因此，尽管现代生产方式会导致劳动力的分流，高技能劳动力倾向于与高技能劳动力一起工作，但这并不代表高技能劳动力的团队合作是一件易事，事实往往相反，高技能劳动力合作的绝对难度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合作。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层次会发生变化，对于尊严、爱、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强，这需要在组织文化方面做出安排。相较于用薪酬满足劳动力在生理和安全上的需求，情感需求的满足是一个细致活，并不容易做好。
无论人才的涌现还是人才的合作，背后都直指长期视角。劳动力持续在细分领域专业化，知识与技能会趋于专用化，但这意味着工人容易被雇主“要挟”，离开了企业就找不到“下家”。雇主培养专业人才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花钱培养了专业人才，如果他跳槽怎么办？这种困局使得企业倾向于搭便车。全社会都想搭便车，人力资本积累就慢，劳动力和企业的行为就会短期化。要想让工人和企业有长远的考虑，不仅需要劳动力和企业相信持续的投入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也要让他们信任目前这套激励机制是稳定的，不会朝令夕改，也就是对劳动力制度有信任和信心。
与人才的团队合作一样，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合作的关键也是信任。人才与企业的合作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分工越细致，合作越重要。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问题是一个环节的失败就会满盘皆输，如何能保证合作对象和供应商可以完成他们的任务？如果合作对象质量可靠，但要挟己方、卡自己的脖子怎么办？这意味着分工应该是有限度的。斯密指出，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杨小凯进一步指出，分工的限度在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可以提高分工水平。
从社会层面来看，交易成本与社会信任水平负相关，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交易成本会很高，阻碍分工的深化。更一般地说，现代经济体系有大量的跨期安排，包括创新活动的风险投资，要面临合同的不完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多种困境。资质、认证、品牌、声誉等一系列维持信任的制度安排，由此而生。良好的信任能促进合作并推动创新与经济发展，不信任则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当然，信任也不是无限的。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重大分歧时，原有的信任水平也可能无法保证合作的履行，这就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纵向一体化、股权合作可以将外部市场活动内部化，以内部控制实现协调。
视角扩展到全球，企业间的合作在叠加国际政治后会变得更加复杂，文化差异、文明冲突造成的不信任更加普遍，虽然全球一体化在弥合这些冲突，但并不总是奏效。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分工，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时常出现以买方市场或卖方市场的市场势力作依托寻求政治目的的事例，这实际上就是要挟、“卡脖子”。这样的现实逼迫很多国家在自主可控和全球分工之间摇摆不定，也有一些国家提出“友岸生产”等折中解决方案。
结论：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追赶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在分工与全球市场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比较优势及对外开放政策让中国成为全球分工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中国在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享受了全球发达国家技术扩散的溢出，加速了本土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速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吸纳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化，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前提。中国嵌入全球经济也为全球市场回馈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产品以及更具灵活性的供应链。尽管中国要达到先进制造业效率前沿仍要在劳动力素质、教育制度上做相应安排，但假以时日，中国制造与国际前沿之间的差距会明显收敛。
其次，尽管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中国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居于全球前列。最近十年，人工智能的进步主要出现在中美两国，而欧洲的进展相对滞后。实际上，自从互联网兴起以来，欧洲就缺乏知名互联网企业，系统性地错过了互联网、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相反，欧洲的互联网监管却一直走在国际前列。科技前沿的创新有其不确定性，过严的管制可能会损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进而影响创新的发生。中国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有超越欧洲的势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管制要比欧洲宽松。
最后，O形环理论告诉我们，产业链越是现代化、专业化，劳动生产率越高，就越是要求各种条件齐备并且保持高效率运行。如果做不到这点，数量巨大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就会被浪费。对后发国家来说，这些条件中最难的，例如人才的涌现和团队合作、企业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都在制度层面，而劳动生产率的分流，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差异，因此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尽管改善制度比较困难，但一旦消除制度障碍，让企业家、劳动力和社会各界对长期有信心，他们的行为就会长期化。这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真正前提。
作者：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奚锡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注：摘自《比较》2024年第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