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论道报名】赵伟：疫后经济“新常态”？

疫情期间，微观生态受到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政府端，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财政货币化”力度，固有财政纪律淡化、政策框架亦有变化。居民端，疫情期间超额储蓄的显著抬升，削弱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受到冲击，进一步影响收入和消费。企业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债券收益率高出股票隐含收益率，企业股票回购的意愿下降，转而资本开支意愿有所抬升，对经济运行又形成一定支撑。

无论政府、居民、还是企业行为的变化等，都容易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货币政策效果的周期钝化、时滞拉长，相比而言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上升、带来的影响更为直接。疫情打破了固有的经济规律，全球经济找到“新稳态”仍需要一段时期。财政货币政策未来的演绎，或将成为未来不同经济体表现分化的重要原因，中美财政分化下经济或呈现出迟到的“东升西落”。美欧基本面和政策灵活度的分化，则可能导致美元仍将持续保持强势。

国内市场“底部”特征明显，随着“政策底”出现，“经济底”在即或将助力市场信心恢复。5月中旬以来，无论机构行为还是市场定价，“底部”特征都越加明显。7月“政策底”出现，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针对制约经济恢复的核心“症结”，也都提出相应思路。政策支持下，我国经济或于四季度见底改善，助力市场信心恢复。

中长期视角，有三个时段的回溯，可辅助当前形势分析：中国1990年代末、日本1990年代初，及我国2011-2015年。中国当下，低利率辅助政策腾挪，产业加快突围才是根本。地产链条寻找“新稳态”的过程中，国内经济增速会进入新一轮下台阶；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的一路低迷，我国与1990年代的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时间：10月31日（周二）14:00-16:00

活动形式：线下、线上同步进行（讨论环节仅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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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同时担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保险资管协会“IAMAC资管百人”专家库专家等社会职务。复旦、浙大、人大、中农大兼职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等。代表性著作《转型之机》、《蜕变·新生》等。2023年7月6日，应邀参加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