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邵宇：后疫时代的大趋势和新希望
4月10日下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周年庆之鸿儒论道特别活动——“20年20人”邀请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博士深入分析了后疫时代下世界格局变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希望。
邵宇指出，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联储持续加息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到今年年底，如果美联储仍继续加息，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金融风暴”，这是需要关注的风险点。二是国内居民谨慎的杠杆行为。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居民新增存款规模创新高，但居民新增贷款规模与2021年相比大幅减少。邵宇认为，这属于正常现象。三年疫情对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消费信心造成了较大影响。信心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
邵宇强调，从中长期角度来看，疫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会发生全方位的转变。一方面，经济体内部将会产生剧烈的分化。2008年以来，各国量化宽松及债务货币化政策导致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在内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分化明显。持有多套房产或拥有大量股权的人享有更多核心流动资产。邵宇指出，在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决策者应及时调整政策的价值取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另一方面，疫后各经济体之间竞争将趋于白热化、全面化。对此，邵宇分析，大国竞争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即供应链、技术创新以及货币。第一，就供应链方面而言，邵宇认为，要与国际资本形成“扭抱”格局，培养自身供应链能力。第二，当前技术竞争加剧，加紧了技术封锁，人们普遍担忧中国能否制造出更高端的芯片。但邵宇表示，单能制造出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考虑到能否以足够的性价比占领市场。“中国制造的成功并不在于进口替代，而在于能够出口导向。”第三，货币方面，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收割世界财富，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不断加速。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也在逐步考虑使用人民币结算。邵宇进一步指出，光有“石油人民币”或者交易型货币还不够。他认为，人民币成为竞争货币的关键在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形成足够大的人民币资产池。这样，人民币才有可能“上位”，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但这一过程是很漫长的。
在此背景下，邵宇进一步聚焦到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实现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其主要表现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五个方面。其中，邵宇指出，数据要素市场和环境要素市场的涌现，构成了新的市场体系架构。
纵观我国城市化进程，邵宇表示，前几年房地产企业杠杆和居民杠杆的快速上升，透支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我国目前城镇化率在65%左右，预计到2035年前后就会接近80%，这也意味着我国城市化动力迎来高峰阶段。此外，邵宇还提到了城市化发展的双重约束。第一个是人口。我国人口总量已于2022年达到峰值，这预示着，我国人口增长将很快转入零增长或负增长区间。第二个是碳排放。2030年我国要实现碳达峰，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主要部分将会达到高潮。
他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放缓，若要形成更大的产能量级，需要依靠科技和产业。人工智能、新能源以及生物基因遗传技术的应用，加上新基础设施的支撑，将会促进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甚至是颠覆，这样才有可能赢得全球竞争和经济转型的成功。“我们希望用城市化带来的周转时间，能够启动一次属于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革命，从人才、技术、教育，到科技、产业、金融，叠加出足够量级的巨变进程，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和转型的核心部分。”邵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