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二：何为好工作？如何提高就业质量？

就业岗位有高有低，从总量上无法窥探质量的差异，这需要我们分析就业市场的结构特征。为了透视就业市场的结构特征，我们使用微观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是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因篇幅有限，我们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第一，劳动关系的特征；第二，周工作时间和薪酬水平。

促进就业政策，不仅包括新增就业岗位，也包括改善就业岗位的结构，未来就业政策也需要在提高就业质量上发力。

首先，发展大城市依然是中国城镇化最核心的动力。中国农业从业人员规模依然庞大，保持相对快速的城市化速度依然是宏观政策最核心的目标之一，但核心的问题是，农业人口如何转化成非农人口，是就地城镇化，还是就近迁入周边城市，抑或异地迁入到中心城市？

其次，城市规模越大、等级越高，就业岗位的质量越好，提升就业质量绕不开大城市。从就业质量来看，如表5所示，一线/新一线的就业岗位质量明显高于二线，二线高于三线及以上（以下简称“三线”），不考虑有编制的固定职工，长期合同的企业职工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一线/新一线高达38%，二线为27%，三线不足16%，而没有合同的非农打工者，一线/新一线不到二成，而三线高达45%。

不同等级城市的就业质量表现上的差异，使得新增劳动力的去向会影响宏观绩效，杨曦于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城市时，对中国整体GDP的影响为正（弹性值为正），城市规模越大，影响越大；相反，如若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300万以下规模的城市中，则会拖累GDP，这些影响就是通过劳动力工资福利等就业质量指标实现的。

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就业质量上的表现差异，对就业质量提升政策有多项启示：

1.如前面第一条所说，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模式是有效率差异的，让他们在中心城市等大城市市民化，会更有助于中国整体经济绩效的进步；

2.城市间就业质量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即使整体城市化率不变，仅通过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进而促进中国整体经济效率；

3.应届大学生等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需求，是下基层当大学生村官、去中西部参与三支一扶，还是进入大城市，这在过去一直有分歧。从中国经济大局以及效率改进的角度来看，大城市是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最佳区域，解决他们的就业，或许都无需出台任何促进政策，只需要解除他们进入大城市的障碍、降低门槛，就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一人群的就业压力。

最后，中国就业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让就业市场变得更均衡是提升整体就业质量必须面对的问题。如前文分析，不同地区、不同雇主类型的就业质量（如劳动关系、周工作时间、小时工资水平）有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应该鼓励优质雇主在中国扩大员工规模，如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一些优质的大型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也要分析中小民营企业、个体户等提供就业岗位质量偏低的原因，例如正式用工的制度成本太高，只有搞清楚原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

具体内容，请下载PDF文件：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