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的青少年自杀问题
2月2日上午10时，江西铅山县召开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布胡鑫宇尸检发现情况、现场勘查情况、尸体检验情况、心理刻画情况及录音笔检验鉴定情况等被公布。江西警方在现场通报，胡鑫宇系用鞋带自缢身亡，尸体发现地是原始第一现场，现场录音笔中提取的音频文件清晰表达了自杀意愿。
2022年10月14日，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致远中学高一学生胡鑫宇在校内失踪。此后的100多天里，胡鑫宇“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地警方也花了很大的气力去搜寻，但没有结果。在监控探头遍布大街小巷的当下，这显得十分不可思议，网上也因此出现了各种传言，传言四起引爆了舆论，这一事件快速在朋友圈刷屏。
1月28日，铅山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在学校旁的一粮库院内树林中发现一具上吊的尸体，次日经DNA检验，确认死者系胡鑫宇。除此以外，警方通过咨询心理专家、走访同学老师，还发现少年的厌世和轻生倾向，有媒体报道“无论是在和父母的电话中——一天内三次哭诉不想读书想回家，和同学老师的交流中——表示学习吃力压力大休息不好，在课堂笔记中——‘如果我不活了，将会变得怎么样？’，胡鑫宇都曾流露出悲剧的先兆”。
这些信息在官方层面给出了结论，胡鑫宇系心理问题自杀。
公众对胡鑫宇事件的实情仍有不同的猜测。很显然，要消除这些猜测，仅仅靠官方搞一场新闻发布会、出一个报告恐怕是无法完成的。要消除公众的猜测，需要多元的信息渠道进行交叉验证，需要媒体介入，需要让调查过程直面公众的质疑。在过去几个月内，官方以外的可靠信息渠道还比较缺乏。
实情为何，比较复杂，我们暂不讨论。
以官方发布内容作为讨论的基础，我们聚焦于胡鑫宇的心理问题。近年来，儿童心理问题越来越被公众关注，儿童的心理问题造成了很多社会事件，如跳楼等自杀事件，伤人、霸凌等暴力事件。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整个社会都在相对紧张的环境中，心理问题更加突显，因与父母冲突等原因造成了儿童自杀事件屡见不鲜。
青少年自杀率正处于高发、上升趋势
首先，我们概览一下中国的自杀率。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2020年的数据，我们对比全部性别的城乡分年龄自杀率。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确，与世界其它各国相同的是，由于信仰、社会的压力和公开讨论自杀的禁忌，统计数据的自杀率往往低于实际情况，中国的自杀率数据来源于死因统计，本身是抽样调查数据，这些都导致数据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观察到有价值的趋势。
如下图所示，2020年，中国经年龄标准化的自杀率，农村为10万分之8.6，而城镇为10万分之4.1，农村的自杀率是城镇的2倍以上。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贡献了绝大多数的自杀，越是高龄，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就越高于城镇。这可能是因为农村老人的经济因素导致的。
在10-19岁的儿童中，农村儿童的自杀率要高于城镇，但城乡差距相对全部年龄段要小很多，尽管如此，农村儿童的自杀率依然明显高于城镇。我们后文再详细展开。
最近十年自杀率总体处于下降状态，以城镇居民为例，如下图所示，相比2015年，中老年人口的自杀率在2020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带动了总体自杀率的下行。
但从上图也可以看到，10-24岁人群的自杀率在过去5年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很大，接近100%。这个年龄段就是青少年人群，在总体自杀率下行的环境中，青少年的自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增幅在100%左右，由此可见，社会公众的认知并没有偏差，青少年的自杀现象确实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严重。
其次，我们把重点放在10-14岁和15-19岁的青少年人群，也就是胡鑫宇所处的年龄段。15-19岁的自杀率高于10-14岁，年龄大了5岁，自杀率上升幅度超过100%；农村的青少年自杀率高于城镇，高出了50%左右。所以农村的15-19岁儿童的自杀现象是最严重的。
从趋势上看，在过去20年，10-19岁儿童的自杀率总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与全部年龄段人口的自杀率变动趋势有很大的差异，也反证了青少年自杀率现象的严重性。
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青少年自杀现象主要聚焦于城镇青少年，一方面是因为城镇人口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的事情也容易成为新闻焦点；另一方面，在数据上，我们确实看到在最近五六年，城镇15-19岁儿童的自杀率上升速度要快于农村儿童，城乡儿童的自杀率原本有较大的差异，但因为城镇儿童自杀率上升的更快，到2019-2020年，城乡儿童的自杀率已经基本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城镇15-19岁儿童的自杀问题的严重性。
精神疾病与家庭关系是青少年自杀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青少年要自杀？总的来说，分为以下精神疾病、家庭与社会环境、个体因素三大方面。
精神病病无疑是导致自杀最直接的因素。2006年一项针对台湾省109例精神障碍青少年的3年跟踪调查中，自杀未遂的青少年中，有50%患抑郁障碍，14.3%患双相情感障碍，14.3%患精神分裂症，10.7% 为适应障碍。精神疾病是青少年自杀行为最强的危险因素。
据江西官方信息，胡鑫宇生前心理状态失衡的具体表现有：入睡困难，注意力难以集中，存在自责、痛苦、无力无助和无望感，进食异常和明确的厌世等。这些是抑郁症的典型现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大约每4个孩子中就有1个有抑郁倾向，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
我们换一个数据来源进一步分析。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一般会包括抑郁的量表（CES-D，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在2016年等年份中进行了全版量表，在2018，2020年采用了简版量表，从抑郁程度的分布、分年龄抑郁情况，各追踪年份的结果基本一致。
按2020年的调查（未加权），总的来说，10-17岁的青少年（1.3亿人）中，有六分之一的人有抑郁倾向，其中10.5%的人可能存在抑郁（相当于1360万人），有2.6%的人很可能存在抑郁（相当于337万人），有3%的人严重抑郁（相当于389万人）。一所初高中，学生数超过1000人很正常，其中就会有150人有抑郁倾向，有30人有严重抑郁疾病。
显然，这不是小数目。抑郁的人多了，抑郁的程度高了，势必增加了潜在有自杀意愿人群的规模。
家庭和社会环境是导致自杀的间接因素。比如很多文献都发现家庭中爱的缺失，使得感情片面发展，造成个性极端、扭曲、消极，这些都会导致自杀或者非自杀的自伤或者伤人行为。与自杀意念关系最强的是家庭关系不好，与父母的冲突，或者父母吵架。学校里的人际关系、霸凌等也会造成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家庭之外，个体因素也是自杀的间接原因，最直接的就是学习压力、成绩不好。个体因素往往和家庭、社会互相发挥作用，例如当学生成绩不好的时候，父母给予了很大的压力，这会催生自杀意念。
家庭和个体因素最终汇集导致青少年的精神疾病，随着病情加重，产生了自杀意念。
我们同样使用CFPS数据来验证上述结论。因数据完整性的考虑，我们采用CFPS2016进行分析。家庭关系有两个维度：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针对10-17岁的儿童，我们观察可以发现，每个月父母吵架的次数越多，未成年子女的抑郁概率就会越高，抑郁程度就越重，父母没有争吵的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有抑郁倾向的不到10%，而平均每周吵一次架的家庭，子女抑郁的概率就上升到30%左右。
子女与父母吵架就更加伤害未成年儿童的心理健康，每个月与父母吵架10次以上的子女，有抑郁倾向的比重超过50%。
同理，我们也可以预测，如果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很好，沟通比较多，那么未成年子女抑郁的概率就会降低。CFPS2016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子女与父母在每个月谈心的次数越多，子女的抑郁倾向就越低，抑郁程度就越低。每个月没有谈心或谈心只有一两次的子女，抑郁倾向在六分之一左右，其中有3%以上为严重抑郁。而每个月谈心在10次以上的子女，有抑郁倾向的比重不到5%，抑郁程度也都不重。
显然，与父母谈心非常重要，谈心可以有效的降低抑郁。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与之相关的影响因素。子女与父母谈心的过程，可能会把自己的烦恼告诉父母，也会告诉父母自己的社交情况，平时与谁一起玩耍。
CFPS2016数据发现，父母从不知道自己的子女和谁在一起，子女有抑郁倾向的比例高达30%，其中有严重抑郁倾向的比例高达11.4%，而总是知道的父母，其子女有抑郁倾向的比例仅有7%。
下表也显示了，子女愿意诉说烦恼对象的差异，会造成子女有抑郁倾向的比重的差异。和父母及其兄弟姐妹诉说烦恼的未成年人，他们有抑郁倾向的比例不到10%，其中有严重抑郁的比重不到1%。
如果青少年有玩的好的伙伴、同学，这些亲密的人的作用虽然不及父母，但也会降低抑郁倾向，尤其是降低严重抑郁的发生概率。
向祖父母、网友、日记倾述的方式消解抑郁的作用再次，虽然抑郁倾向在六分之一左右，但严重抑郁的比重还比较高。高的有5%。
从不向他人诉说烦恼的未成年人有抑郁倾向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人数规模也比较高，占总人群的六分之一，他们中患严重抑郁的高达5%。
很明显，子女与父母的亲密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成所人的抑郁水平。
应对青少年抑郁与自杀意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知道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很严重，也知道这些问题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关系，并间接受到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是家长的问题，我们研究未成年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时，会发现父母的学历、收入、教养方式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一个合格的儿童健康心理的引导者。在我们过往的调研过程中，有高达四成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认为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最大的烦恼是缺乏教育方法，很容易采用忽视不管或者专制粗暴的教养方式，这些都会造成儿童的心理创伤。
学校和社会也有很大的问题。一直以来，中国的学校以教育知识为主，在儿童情商等方面的建设相对不足，当儿童学校里与同学争吵、好动坐不住、无法注意听讲时，老师很容易叫家长过来，让家长去处置。如果家长没有配合老师，学生的心理辅导就很容易处于真空状态，无人照看。
从上面的表格，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有烦恼向老师或者心理工作人员诉说的比例非常低，尤其是心理辅导人员仅有1人。中国的各类学校，配备心理辅导老师的比重极低，也只有博士等学习压力极大、极容易出现问题的阶段，学校才会系统性的测试排查高抑郁风险人群。在初高中阶段，升学压力极大的时候，未成年人也没有学习自我调节适应压力，他们的心理状态自然很容易走向负面。
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绝不是在每个学校设置几个心理老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学生心理健康处于风险状态时，他们敏感、易受刺激，担心外界的看法，不向老师诉说烦恼有多方面原因，例如老师常常不能保密（而转告其父母），或者无法很好的倾向，无法获得学生的信任。
更何况，中国现在尽管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高发，但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缺乏基础的认识，在CNKI（知网）上关于中国的研究，定量的很少，都是小样本或者定性访谈。这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青少年的心理状况远远还谈不上了解，自然也很难提出什么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这个任务也远远不是一两个地方自行可以完成的，他们需要知识储备、经验积累，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擅于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家长的困难，需要多方不断的尝试方案，还要勇于变革，解决造成青少年抑郁倾向的政策瓶颈。这里面，每一条要实现都是非常困难的。
但不管怎么样，青少年抑郁及自杀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必须直面并且立即解决，在中国人口达峰，走向下滑的通道中，如何让存量年轻人活的更好更健康，显然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