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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堵联想的“心灵壁垒”

刘远举 / 2018-5-23 13:46:11

“不谈政治”的奢侈,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从街边小贩到身家数亿,中国企业家随时会被权力和政治触碰。

中兴事件之后,民族主义情绪激烈。如今这种情绪指向了联想,先是有文章说,去年5G标准的投票中,联想没有支持华为,而是支持了美国的高通。舆论热炒之后,柳传志发出联名信,声称保卫联想。不过,负面舆论接二连三,先是翻出了联想产品在美国售价比中国低的事实,随后,又曝出更大的“罪过”,指控联想在政府采购操作系统中,没有支持国产系统,而是投票给了Windows。

市场VS卖国

简单的说,联想在3GPP中,第一次投票没有投华为,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结果,而第二次投票,联想投了华为,对此华为也公开表示过感谢。

不过,这个事实并不重要。3GPP组织不是联合国,是为了协调各公司的利益而成立的,成员是公司、组织而非国家。在这个技术标准组织中,各个公司是为了本公司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不是说同一个国家的厂家就应该站在一起。并不存在所谓中国阵营的概念。中国公司支持华为,也并非纯粹的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与华为有商业上的协议,比如减免专利费。

至于联想被指控没有投票给国产操作系统,根据联想的官方回应,以及后来的报道,与最初爆料的事实相反,联想投的是预装单一的国产linux操作系统,而其他厂商投的是预装微软windows与国产linux双系统。有意思的是,正宗的美国企业,Dell电脑也与联想一样,投的也是预装国产操作系统。可见,投票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商业竞争而非民族大义、国家主义。

实际上,中国正式的政策,是支持这种中外一视同仁的做法的。近期高层就外资开放频频发声,新一轮外资开放路线图已经跃然纸上。作为发改委贯彻落实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关于开放创新重要讲话的重要举措,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将进一步大幅度减少限制。

最近,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在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方面,在资质许可、政府采购、标准制定、“中国制造2025”政策、科技计划项目、企业上市、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显然,根据政策,不管是采购windows还是采购国产的Linux,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除了这些指控之外,对联想批评还有联想选择了贸工技的道路,而没有在技工贸,这种洋买办行为造成了联想的衰落。联想不投研发,华为投了,一定程度上成功了。但是,摩托罗拉的铱星呢?诺基亚呢?美国Intel、AMD之外的第三家CPU厂商Cyrix呢?还有日本国家体制大力发展的第五代计算机,不都失败吗?即便如IBM这样研发投入甚多的庞然大物,仍然妥妥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或许,当初选择技工贸,可能早就没有联想了。

企业投不投研发,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是一个对市场预判的商业问题,非常复杂,甚至需要运气。这不是马后炮能解决的,即便事后分析,视角也应该是商业的,而不是民族大义的。如果经营企业、人民安康、国家强盛,只要大力投入研发、讲情怀、讲爱国就能达成,那大跃进、放卫星就足够了,要企业家做什么,要市场经济做什么,又要改革开放做什么呢?实际上,人类找到最好的发展技术的办法,是市场机制,而不是技术民族主义。

卖国价?爱国价!

对于联想的另一个指控,是联想的产品在美国更便宜,联想在美国亏钱,在国内赚钱,因此,联想被称为“美帝良心企业”。

联想在国内赚钱,不意味着有能力在美国市场中赚钱。反过来说,联想在美国市场上亏钱,并不意味着联想负有某种民族主义的道义义务,也应该在国内亏钱。这种指责在逻辑上也是不自洽的,因为如果在5G标准投票中给联想赋予必须为国牺牲的义务,那么联想产品的高价,也应该被视为消费者为国牺牲。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这种国外比国内便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市场原因。不同的品牌力、不同消费市场、不同的需求弹性,必然会有不一样的价格。但是,与此同时,联想在中国的价格虽然比美国高,仍须保持价格竞争力,与竞争品牌不能差得太大,否则就是自寻死路。这就意味着,价格差异来自于一些更高层面的、系统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时影响了联想和其他品牌。实际上同一样MADE IN CHINA的东西,在国外价格反而更低,本身就不是一件稀罕事,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代购、千里迢迢人肉通关背回“中国制造”呢?

这些导致联想、中国制造在国外更便宜的系统性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问题,但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所谓“联想不爱国”这么民粹的、朴素的政治。讽刺的是,经过理性的分析,某种程度上答案讽刺性地恰好相反。

首先,中国是世界工厂,出口规模巨大,与此同时,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国际收支始终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与此同时,人民币较为稳定的低位汇率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为了维持这个汇率,必须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

这种储备是有代价的。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会使得人民币不断对外升值。中国有强制结汇政策,企业出口所得的美元必须上缴国家,由国家换成等价的人民币,于是,因外汇占款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又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出现对内贬值。于是,人民币就出现了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就会使得国境内外同一样东西的价格差异变大。

其次,不同的税收制度造成了价格差异。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更便宜。而且,中国商品的价格是含税价格,包含了17%的增值税。

第三,各种交易费用进一步扩大了价格差异。比如中国的道路运输费用较高,高房价、高房租推高了店铺租金成本。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比如税之外各种收费、疏通关系的费用,向国内供货时发生回款问题的概率比出口更大,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同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在中国的价格更高,在国外的价格更低。

本质上,这是国民为国家控制力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把这些问题,寻找一个文化与观念上的对应之物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忽略小民利益,提倡国家利益的“爱国”造成了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所以联想的产品,乃至普遍性的中外价格差异,不是卖国价,而是“爱国价”。然而讽刺的是,这种现象最后被归咎为“联想不爱国”。

实际上,如果顺着这种“爱国”思路,联想产品的中外价格差异,“中国制造”的中外价格差异不会减小,只会更大。讽刺的是,特朗普要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正是联想产品的这种差价。不妨从一个更直白的角度说,如果电子产品没有关税了,美国联想便宜,买回来不就可以了吗?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正是提出了这样的办法,中国可以从美国进口联想产品降低贸易顺差。但仔细想想,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段子。

爱国、卖国与心灵壁垒

或许有人会说,即便撇开联想的价格差异,即便5G投票是公司行为,即便政府采购按政策规定应该中外一视同仁,但政策虽然如此,企业、公民都应该爱国,这是政策与法律之外的民意。但这个民意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而且对中国有害的。

爱国可以是一个指向全阶层的情怀的概念,可以是外交官在安理会据理力争。这个概念也可以指向引车卖浆之流,比如,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为中国赢得荣誉,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勤勤恳恳的工作,都可以被称为一种朴素的爱国。

但是,反过来说,卖国不应该超越权利与法律,成为一个指向全阶层的概念。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在政治谈判中,故意吃亏,这些高层级行为都是毫无疑问的卖国行为。但是,对于普通公民、企业来说,都是在法律范围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比如,卖商品给外国人、购买进口产品、或者吃肯德基、在乐天上班,这都是国家法律保护之下的个人权利。只要在法律与个人权利的范围内,这种行为,都是无可指责的,不然就会陷入一个逻辑矛盾,堂堂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竟然允许卖国行为,那么,指控联想卖国,就是在指控立法机关纵容卖国吗?显然,这是错误的与荒谬的。

错误与荒谬的东西,对中国有害无益。

这种超越法律之外的指控,可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切实的影响,构成了一种心灵壁垒。

中国在关税之外,有着政策、法律的壁垒,除此之外,还有心灵壁垒。比如传达最新精神,通过当下国企与大中型民企中相应的组织结构,就可以影响到企业决策。比如这种心灵壁垒就可以体现为一种灵活执行。比如,萨德事件中,就有几家乐天超市因为消防的原因被关闭。

如果说这类机制,相对还比较正式,起码有迹可循的话,那么,周小平巡游中国,大谈反美,各地企业在招投标之中,自然不敢“卖国”,即便根据明确的政策与法规,美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但在招标之中自然也毫无机会。那么中国的市场,即便在对等条件下完全开放,也仍然有足够强的心灵壁垒把外国企业排除在外。

且不说这种行为缺乏契约精神,缺乏大国气度,即便从对功利的角度,这种精神壁垒,也有害无益。

林则徐时代,有一种传说,外国人吃牛羊肉,不买中国的茶叶,就会死;时间过去上百年,又有一种传说,外国人很笨,不懂汤圆是怎么包进去的;而现在,则流传着这样一种传说,我们的心灵壁垒,外国人毫无办法。

但是,世界正在变为一个小村子,中国内陆小县城的反美标语,或者对吃肯德基的路人的袭击与谩骂,最终会跨越太平洋,沿着丝绸之路,影响到美洲与欧洲,变为某一本影响各个阶层的畅销书中的句子与观点,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国际贸易,从互惠到对等,而特朗普提出的要价形式还有金额。特朗普以金额来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某种程度上,就是了解这种心灵壁垒的存在。

实际上,如果中国企业用非市场的方式,在3GPP这类组织中抱团取暖,在国内市场采取心灵壁垒来进行非市场的竞争,本质上即对世界采取仇视的态度,那么国外市场只会越来越远。

企业家与政治

2013年,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5年之后,柳传志似乎再次强调这一点,但本质上,却是谈了政治。

根据一次调查的结果,澳大利亚青年把“生日聚会”、“毕业”、“拿驾照”、“合法喝酒”排在选举之前,投票被看做“最不重要的、浪费大好周末”的事情。不但澳大利亚,欧美日韩等国都有这个趋势,虽然这可以解读为“公共事务精英化”让青年丧失兴趣,但另一方面,能够“不问”何尝不是一种在制度保障下的“不谈政治”。不过,这个奢侈,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从街边小贩,到身家数亿,中国企业家随时会被权力和政治触碰。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透明、稳定的制度产生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只有在这种稳定的预期下,人们才可能低成本地达成契约,而契约,恰好是商业社会的基石。但在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公民权利的各种灰色操作下,企业家若没权力背景,则随时会招致各种灭顶之灾,即便有了权力撑腰,一旦权力垮台,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

此次联想遭遇来自自媒体的一系列爱国指控,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大气候下的小天气。这或许正是联想得到了诸多企业家声援的原因。毕竟,在这种偏颇的、情绪化的卖国指控下,无论是谁,都很难独善其身。

所以,企业家们对社会作出积极反应,参与公共言说,寻求一个良好的商业社会形态,这既是企业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且,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是为“义”、“利”合二为一激励相容。

刊于FT中文网 |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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