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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逻辑与挑战

20171222日,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17期“鸿儒论道”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院长陶然教授,深入分析了中国增长模式及其挑战。


陶然结合国内六十年的发展,从政府和企业之间、产业和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析并得出经济发展上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且是比较中性的。在他看来,“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需要改革并打破垄断。

“中国模式”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效仿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压制轻工业和农业,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发展人民公社。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摇摆,大跃进就是一个分权型的重化工业化过程。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转轨。首先通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政府跟农村之间的关系,同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解除轻工业进入管制,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得到发展。下游行业带动上游行业是理解中国转轨模式的关键。这一过程中内生出了价格双轨制与分权的财政承包制。  

这样的模式虽然创造了增长,但也从另一方面滋生出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区域保护主义、银行坏账等问题。因此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习东亚经济体,但在经济发展上又走出一条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道路来。相似之处包括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集权治理、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亲商与反劳工体制,同时政府采用包括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政策工具进行援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强大动力。  

“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陶然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过度依赖投资,二是出口导向。近几年,东亚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约在20-30%,中国占到40-50%;中国30-40%GDP依赖于出口,在大国中也属于“异常数”。其结果是没有和日本、东亚四小龙国家一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收入不平等、人口素质低下、产业结构落后等一系列问题。

陶然分析,产生这种“极端版”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第一是上游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行业国有行政性垄断,第二是国有银行为主体金融体系金融统一垄断,第三是地方政府统一垄断。

面对如何破除“三大垄断”,陶然的看法是虽然一直都在尝试,但进展较慢。陶然也在2015年《对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中提出,中国当前经济要达到最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去杠杆中有效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首先在“去杠杆”中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次应创造有利于打破央企行政性垄断的政治条件与经济压力;最后,要在土地、财政及教育、医疗等民生政策领域去推送向地方与市场分权的“双轨制”改革,从本质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钟鸿钧也参与了本次讲座,并对陶然的演讲做出了评议。

章奇赞同陶然博士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他补充道,即便类型比较接近的政府,面对的历史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实行的政策可能完全不一样,建议对于历史约束条件的分析需要更加深入。同时他提出分析框架里若能把中国经济中的活跃因素、收入分配的分野或极化等类次现象囊括进去,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经济社会总体走势。

钟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体系里,确实存在着压抑增长的制度因素,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政府在经济放缓的压力下,可能会做些改变,他认为国资改革会成为接下来五年里,至少从2018年开始接下来五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点。同时他提出不能低估市场的活力,创新的商业模式可能会缓解部分金融压抑,新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总体来讲,中国经济的韧性还是相当强的。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几位专家和现场观众还就房地产、人民币、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鸿儒论道】是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获得香港东英金融集团和上海淳大集团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文字编辑:任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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