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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和信贷配给

钟鸿钧 / 2017-12-11 17:29:13

本文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儒艺资本创始合伙人钟鸿钧在2017年11月24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民间借贷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借贷和信贷配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悠久的问题,无论是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都非常重要,它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民间借贷”有密切关系。

从经济角度看,消费信贷的体量特别大。在美国,2012年的消费信贷就超过2.5万亿美元。在信贷消费里面,最大的两个是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和教育支出。在中国,尽管目前关于消费信贷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估算方法和结果,但诸多统计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消费信贷的数量在万亿级人民币,且仍然在以很高的速度增加。这表明,总体来说中国的信贷消费相比与美国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另一方面,借贷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圣经还是诸如《哈姆雷特》这样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借贷的负面观点。这些名著和典籍总体上对借贷都是非常排斥的。在今天,我们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去否定金融或借贷活动的经济意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信贷的价值,需要向公众甚至政府解释借贷尤其是消费信贷的价值。这在消费信贷高速发展的今天,尤显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政策制订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消费信贷的现状

今天中国的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消费信贷发展的背景有三个要素,一是金融监管总体看处于相对宽松阶段;二是科技和创新使得消费信贷更容易实现;三是今天的信贷申请人更乐意去承担债务,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经济前景乐观的人会更乐意承担更高的债务。

目前中国消费信贷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第一个问题是超高利息,极端的情况下年化超过100%,以及专门做高利贷(loan shark)的群体出现。这实际上就是高利贷套路。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次。第二个与超高利率同时出现的问题就是暴力催收,大家提到的裸贷问题属于和暴力催收相关的问题。第三个是资金的来源问题。很多的信贷甚至高利贷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正规的金融机构在消费信贷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第四个是风险管理的问题,信贷机构是否有合适的风险管理机制?金融监管机构是否应该对其进行相应的管制?我们到底是应该坚持传统的信贷配给,还是应该鼓励通过更高的利息来解决信贷需求缺口问题?

从政策的角度看,我们在讨论消费信贷时,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普惠金融?我们是否应该向低收入低信用群体提供信贷?普惠金融是否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从经济的角度讲,信贷自由的提升,是会增加还是降低社会福利?又如何去评估呢?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梳理监管的大方向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它会影响中国的消费信贷监管思路和方向,对处于发展早期的中国消费信贷市场尤为重要。我的观点是,向低收入、低信用的群体提供贷款,如果贷款确实是有助于人力资源的获取或是带来价值创造,那么它应该是被鼓励的。但是因为这个群体是高风险群体,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作为代价。也就是说,普惠金融不应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美国消费信贷的发展历史

历史上在美国,从小微企业的角度,信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信贷发展促进了小企业的发展,它们创造就业、促进创新,也引入竞争。但是,即便如此,很多小企业的信贷申请仍然会被拒绝,也就是有些企业的信贷会获得批准,有些企业的申请会被拒绝。很自然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价格机制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不能把利息涨上去,通过价格机制来出清借贷市场?这里涉及经济学上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高利息会引来更高风险的贷款申请人,二是道德风险,高利息使得那些贷款人会选择高风险的项目。

为了解决贷款申请中的信息不对称,放贷人可以考虑通过抵押担保的方式来甄别不同风险类型的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的申请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会更低,因此,抵押担保是一种有效解决道德风险的机制。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小额消费信贷来说,抵押担保并不适用。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寻求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消费信贷中的信贷配给问题,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信贷相对宽松之后,也一直存在。虽然近些年的利息上限有所增加,但上限仍然相对明确。在美国,通常的利息上限是36%(早期到过42%);在中国,民间比较常见的利息一般也不会超过2分,也就是24%。可以说,市场的利息上限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

利息上限对市场的最小贷款额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信贷审核有非常明显的规模经济。在某一主体申请贷款时,申请的程序以及相应的成本其实是不变的,和贷款申请数量没有关系。因此,太小的信贷申请,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件有效率的事情。

从信贷需求角度看,美国的消费信贷,主要是用于汽车消费和家庭教育的支出,其中教育的信贷支出增加特别快。美国的研究表明,用于家庭耐用品的信贷消费的回报是非常高的。美国的数据表明,在家庭的消费里面,如果我是拿去做耐用品的投资,像洗衣机的投资回报其实是非常高的,达15%。这有什么含义呢?它意味着如果这个钱是借来去买家庭耐用的话,那么只要利息低于15%,那借钱消费,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一件能够创造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意味着我们家庭的消费信贷,回报可能会非常高,这部分家庭的消费信贷,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阻拦它,因为它有经济价值。

从信贷供给角度看,信贷与其他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信贷风险。信贷风险的成本在信贷成本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无论利息高低,借款人的收入和财富都会限制其信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放款人会要求贷款人提供担保来降低风险。但是借款的违约成本和收入的前景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逆向选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专门以高利率来提供小额无抵押消费贷款的专业贷款机构。在历史上,这种高利贷放款人是消费金融公司。之后,信用卡快速发展,信用卡公司成为提供高成本、无抵押信贷的主体。很多非常小额的信贷都来自于这种消费金融以及专门的高利贷公司。小额信贷用户主要是低信用消费者,其主要用途是现金周转。

如前所说,小额信贷的成本和规模密切相关。杜尔金和艾丽豪森和美国消费信贷协会的数据都表明,当借款规模很小时,要取得年化贷款利率越高。如果想要盈亏平衡,就必须在信贷规模降低的时候提高年化利率。这表明贷款存在很强的规模经济。这是为什么小额信贷会伴随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消费信贷尤其是信贷配给的理论

信贷市场与普通的商品市场不太一样,不能简单地适用这种价格机制。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同风险的债务人会自我选择,高风险的债务人会选择高价格(利息)的债务,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违约。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放贷人采用信贷配给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同等申请条件下,有些申请会被拒绝掉,有些会被接受。斯特格里茨和威斯的经典论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竞争均衡的信贷市场会存在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也就是说在均衡的信贷市场,一定会是有些人借不到钱,有些人能够借得到到钱。

信贷配给机制的核心在于,银行设定的利率本身会影响贷款项目的风险。利率上限可以起到一个甄别机制的作用,对潜在贷款人进行分类;同时也可以弱化贷款人的道德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贷款人还款的概率不同,而银行又无法区分“好”贷款人和“坏”贷款人。此时,利息价格成为了甄别机制。换句话说,适度的限制利息,是可以保护债权人的。

如果画一个利息和银行期望收益的关系图,可以看到是一个倒U型的。从这个简单的模型可以看到,银行借款的利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利率太高会吸引高风险的借款人,反而会导致收益降低。所以银行最好的策略就是将利率设定在某个适当的水平,这就是利率上限(天花板)的由来。在这个时候,市场上会有些贷款申请人得不到信贷。但是,银行不应该因为有人得不到贷款而提高利率。

那些无法通过银行获得贷款的申请人怎么办呢?除了信贷配给,另外一个解决信贷市场不均衡的机制是间接贷款。间接贷款这种做法在国内外都很多见。在美国,尤其是汽车市场的间接借贷是非常多的。银行虽然没有直接把这个钱借给贷款申请人,但是他通过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将信贷以更高的价格提供给了贷款人。银行把钱借给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汽车金融等专门的消费信贷机构再去审核贷款申请人的信息再决定是否给车主提供贷款。这种间接的借贷与信贷配给是长期共存的。换句话说,专业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是信贷配给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这种机制在国内也大量存在。间接借贷机制的合理之处在于,因为信贷配给机制拒绝了一部分高风险贷款申请人,或者说因为缺乏审核贷款申请资格的能力,间接的借贷机制,可以帮助哪些因为信贷配给而没有获得信贷的申请人。不过,这部分间接信贷的申请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因为你申请间接信贷本身就表明你属于偏高风险的人。

可以认为,间接借贷是银行降低金融风险和审核借款人的甄别成本的一种有效策略。一方面,信贷配给可以拒绝部分高风险贷款人,另一方面间接借贷可以为这部分贷款人提供融资,并通过更高的风险溢价来补偿风险。间接借贷的存在非常重要,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一是间接借贷本身是多种融资机制的一部分,二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截断间接借贷的渠道,因为它是对信贷配给市场非常有利的一个补充。从经济学角度上,间接借贷机构的发展,实际上有利经济发展。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信贷,都会考虑抵押品的作用。关于抵押有很多的研究,大量的研究都表明,抵押品的存在可以弱化信贷配给。但是,在消费信贷中,很多信贷是没有抵押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找没有经济价值但可能存在社会价值的抵押品就成为信贷机构考虑的重点。前段时间存在的“裸贷”,就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抵押品。“裸贷”的核心违背了社会的价值观,但是也要充分认识其核心是在没有经济价值的抵押品时需要寻找有社会价值的抵押品。

这样就很自然的会想到社交金融的价值。社交金融或社交信贷的核心在于我把我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没有经济价值但有巨大社会价值的网络作为抵押品来获取信贷。社交关系是一个好的抵押品,因此基于社交关系的信贷供给可以降低信贷价格。现有的研究也表明,借贷双方的关系如果强化的话,可以弱化信贷配给的问题。如果借贷双方的关系更密切,相互更了解,那么信贷配给的问题就可以大大弱化,因为关系可以弱化借贷风险,不需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来解决风险问题。

如果信贷有抵押,那么双方的关系对信贷的影响就较小。但是消费信贷没有抵押,更容易受到关系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信贷消费中,特别是P2P信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消费信贷,是没有抵押的。在这种情况下,上面的分析表明,基于社交关系的信贷分配机制可以有效控制风险,并降低信贷价格。这是我们为什么支持社交金融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想对目前中国的消费信贷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无论是小微还是家庭这种信贷,它都是可以创造财富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消费信贷存在的问题而否定或停止消费信贷。从长远来讲,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发展,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信贷配给也仍然会长期存在。

第二,消费选择和消费保护的问题。消费的选择权利实际上包括了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定义就是指贫困人群的金融权利。我对普惠金融是有看法的,我认为这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小额信贷是一种天生的权利吗?我觉得这点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做得非常好的是确保所有人的“包容性增长”。这是中国过去40年里面做得最成功、最自豪的一点,让全体人参与,享受了增长。所以包容性增长或者普惠增长是对的。但是,普惠金融不符合经济学的道理,我对此持保留态度。而且美国的经验表现,这种普惠金融,和慈善机构参与普惠金融都是失败的。这个事情不能让慈善机构也不能让政府来做。那应该让谁来做?回答是让市场来做。市场能不能全部解决掉所有的信贷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不可能。信贷配给是解决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有效机制。由于信贷配给不能获得信贷的人,可以通过间接信贷,或者是通过抵押自己的社交关系来获得社交信用。虽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信贷机制,但你的社交关系可以帮助到你。你的社交关系就是你的信用资产。

第三,信贷配给是解决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机制。换句话说,市场利率的上限仍然有非常强的经济学的道理在里面。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该设定利率上限,同时设定借贷下限,如不低于500。我为什么会觉得应该同时呢?现在暴力催收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高收益和低风险共存。设定高利率是因为已经隐含了高风险。所以从平均来说,高利率市场应该承担更多的违约风险。从信贷的规模经济的角度看,设定借款的下限有合理性。

第四,资金的监管问题。资金的监管包括两方面,一是资金的去处。资金池的监管可以参考基金监管的方式,由银行等机构来托管。资金供给的监管需要明白这个钱到底来自于哪个地方。在消费信贷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是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向银行拿到钱再放出去。我们应该有效监管好银行资金向消费信贷市场转移的问题。

刊于财新网 | 20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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