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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妈妈回家,不如帮助孩子进城

刘远举 / 2017-9-19 10:32:13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的一个演讲文本突然走红网络。在演讲中,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很重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就有将近100%的农村孩子上高中,如今韩国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中国劳动力人口中,上过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仅占同龄人中的24%,这个数据和墨西哥一样,而如今墨西哥只是中等收入国家。

在进一步的演讲中,罗斯高认为,中国城市里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而农村有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所以,中国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小,是个农村问题。而中国农村孩子上高中的问题,可以向前追溯到初中、小学,最终,是因为0到3岁的婴儿阶段的教育造成了认知能力低下,导致小学学不好,初中也学不好,就不会上高中。

根据演讲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孩子的认识低下问题相当严重。认知低下的幼儿,上海的数据是14%,这个比例符合自然规律,不管是北京、广州还是安徽的二线城市,或旧金山、伦敦、悉尼都是如此,在15%左右。这是人类智力的一个自然分布。但中国山区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24到30个月的幼儿中,超过一半的宝宝发展缓慢。这最终导致了一半的农村孩子一辈子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智力、认知去学习、发展自己。

罗斯高认为,中国农村孩子认知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留守儿童。在0到3岁期间,父母把孩子给祖辈带,自己去打工,祖辈由于精力、观念、能力、经济等原因,会疏于照料、导致了孩子平均IQ只有88,53%的孩子IQ低于90,认知低下,智力发展缓慢。罗斯高的研究表明,如果妈妈在家,接受他们的培训,6个月上26次课,孩子的认知发展就完全正常。

所以,他提出在0-3岁的时候,让母亲回到孩子身边,接受健康与养育的培训。这个培训工程不贵,80个亿能解决30万个村子的养育技能,提高孩子的认知。

这个建议,有其道理。

儿童的健康、智力、身体机能,与其成年后这些方面的情况息息相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岁看八十。这个话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演讲中罗斯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提出的“1000天假设”。这个假设认为大脑、认知、智商,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所以,国家和家庭投资0到3岁,回报率是最高的。在0-3岁,投资1块钱,有18块钱回报;3到4岁投资1块,回报是7块;小学是3块钱;大学是1块;而到了成人阶段是负的。


儿童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对亲子的感情、照顾、家庭的温馨氛围,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且,在一个技术飞速发展,观念不断更新的时代,父母更加现代化的抚养与教育,更有利于儿童健康发育、成长,这也是祖辈无法替代的。中国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成绩的负面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抵消,因为缺乏父母照顾的损失远大于收入增加的好处。

而在父母的作用中,母亲的作用更重要。李强和臧文斌的研究表明,对比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仅母亲外出,仅父亲外出三种情况,父亲外出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只要妈妈留在家里,孩子健康就没有问题。这很好理解,母亲在养育过程中的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抚养的知识、技能也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在0-3岁期间,母亲回家接受培训,的确有利于农村孩子的认知。

不过,母亲回家,也是一个沉重、甚至难以实现的方案。

80个亿,解决30万个村子的健康、养育培训,提高孩子的认识,给孩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个村子接近三万元。对于中国来说,并不贵。但成本并不仅仅如此。

留守儿童是中国二元经济与政治转型过程与户籍制度共同形成的特有现象。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到全国儿童总数的1/5。其中,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

父母把孩子留给家乡的老人带,让自己腾出空去赚钱,相当于用老人的农业劳动时间来置换自己的工业劳动时间,不但父母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也相当于老人有了一个高于农业劳动报酬的工作。家庭的收益更大。而且,父母向老人支付一笔钱用于孩子的生活,这笔钱也能一定程度上成为老人生活费用,老人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提高。相反,如果老人来到城市照顾孩子,一日三餐对现在的工资收入来说倒不算什么,但更多的居住面积会增加租房开支。所以,留守儿童的存在,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个选择,在一定时期内,都将存在。

这个机制里面最重要诉求就是,妈妈留在城市里赚钱。

妈妈们返乡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呢?0-3岁,第一年哺乳不算在内,妈妈两年的工资收入以12万来计算,再以最保守的“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父母”的孩子数量,也即900万来计算,妈妈们的机会成本是10800亿。显然,比起妈妈们的机会成本,80亿根本不不算什么。所以,与妈妈们返乡,成本更低,更有可行性的选择是孩子跟随妈妈留在城市。

大多数父母都不愿意骨肉分离,更何况,中国人是最愿意在培养下一代上投资的。当下的财政福利,城市居民与城市当局是共谋的,外来人口很难分一块蛋糕,但是,在财政之外,城市本可以更加友善,市场可以做的地方很多。当城市是友好的,在哺乳期后,可以由市场多层次的提供孩子看护、教育服务,妈妈们的成本就会降低,就会有更多的打工家庭愿意把孩子留在身边。妈妈们就能像普通城市居民那样,在工作之余,抚养孩子。

城市可以向孩子提供的好处很多。

有研究发现,比起农村父母均在家的孩子,父母均外出打工时,儿童生病的概率会上升接近一倍,而城市父母均在家,与均外出工作,孩子生病的概率仅有轻微上升。这是由于城市父母的收入、城市祖辈更高的知识水平、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都极大的提高了孩子的健康水平。就意味着,当农村父母在城市打工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一同居住,在城市工作的高收入,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务,都能很大程度上抵消父母照料不周的负面影响。

而且,儿童的照顾和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人力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罗斯高的演讲中就提到,当问到妈妈昨天有没有读书给孩子听的时候,她们的反应,就如同在问她们,是不是天天晚上读书给你养的乌龟听——她就没想过应该读书给孩子听。只有在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妈妈才能通过公共培训,或在潜移默化的社交中,得到更多现代的、科学的,但也是常识性的理念,比如,读书给孩子听,而留在农村的妈妈,很可能除了喂饱孩子,其余时间就去打麻将了。

在抚养孩子的技能、理念的提高,需要很多制度性的措施来帮助。在城市中,人口密度更高,相同里程的道路,有更多的人来分摊,因此可以负担得起更好的道路设施。这个逻辑,对于软性制度也同样成立。法治、社会救助、个人权利、社会组织、都是城市的产物。更高的人口密度,才能更低成本地实现这些公共服务。比如,罗斯高的团队跟几个其他的团队在中国推广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教妈妈怎么跟孩子玩——提高智力,提高语文,提高运动能力,提高社会感情。一个星期上一次课,每一个星期给妈妈两个玩具一本书,第二个星期来收,然后再去发新的玩具。这类工作,在城市打工者中很容易推广,但是,当妈妈们回到农村,零散的分布在各个乡村,这个工作的成本就会大到不可能。

但是,实际上的政策体系,不但没有提供这类公共服务,也不准社会与市场提供这种服务,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把孩子留在身边的困难一直在加大。随着大城市严控人口,留守儿童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比如,在孩子入学方面,各地纷纷出台严厉的政策,有的地区甚至要求父母的工作单位、住址必须在城市的同一个区,才能入学,由此,非当地户籍的孩子,很多不符合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被迫返乡。

这么做的一个理由就是教育资源有限。但在某种程度上,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都是词语陷阱。

一说到资源,人们会联想到煤炭、石油,想到枯竭,于是,争夺、不足就是可以接受的、必然的常态。那么,外来儿童无法在城市读书,成为留守儿童,就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但教育真是一种资源吗?事实并不是这样!教育所需的人员、校舍,都不是资源,而是人类创造的、生产的商品与服务。为什么没有律师资源、餐馆资源、理发资源,会计资源的说法?律师和会计并不比老师和医生需要的专业训练少,实际上更难,但为什么这些行业的供给总是充沛的,即便购买不起高端的,低端需求总可以被满足。起码,不会因为没有户籍,就无法购买。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是市场化的。所以,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提法,潜移默化的引起了联想,改变了注意力,引导了舆论、最终,掩盖了真问题。

教育与医疗不应该被称为资源,而应被称为“教育服务生产”、“医疗服务生产”。如果说,中国的未来在于劳动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的话,那么,这些服务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所以,让留守儿童可以跟随父母居住,顺利进入从托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就学,并进一步实现农民工向城市的永久性举家迁移,这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解决农村留守人群的家庭团聚问题,还可以在中期内缓解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并在长期推动中国未来一代人力资本的提升,最终实现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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