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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鄙视链与歧视经济学

聂日明 / 2017-7-14 16:47:37

最近一篇关于相亲的鄙视链的文章引爆了舆论,北京的相亲市场,父母详细列出的相亲条件包括北京户口、110开头的身份证号码、城六区的房子、不属羊的生肖、名校学历等等,综合这些条件,文章列出了相关的鄙视链条,无房、非京户口、大专高中及以下学历、体制外、属羊的生肖处于鄙视链条的最底端,文章直接指出门当户对是相亲市场的铁律。

评论同行对这些观念有批评、有支持,我想谈一下相亲的鄙视链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

婚姻是精确的计算

相亲存在鄙视链,意味着婚姻市场有价目表,各种婚姻的条件是可以计算的。现实确实如此,婚姻从来都是精确的计算。

以爱情为例,男女双方都希望找到情投意合的对象,所谓情投意合,无非是有才有貌、情商高、对我好、三观合。每个找对象的人,都会有一张期望对象的偏好顺位表,将不同的条件的异性进行排序,他们会不断的比较遇到的异性和之前最喜欢的哪个更好,如果遇到更好的,就抛弃之前拥有的,如果没遇到,就留下手里有的这位。有人还会设置偏好的下限,出现较长时间单身的现象,这是主动剩下来的。

婚姻更加现实,结婚不能仅仅考虑情侣两个人,必须将两个家庭放在一起衡量,家庭存量财富、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父母的健康情况与潜在负担、亲戚朋友对新家庭可能出现的帮助与求助,这些都决定着两个家庭和新家庭未来的生活品质,都需要纳入到婚姻的偏好中,对偏好顺位表发挥作用。即使情侣两个人不在乎,情侣双方背后的家庭也必然会去影响各自子女的决定。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决心,才能排除所有亲属的反对而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些影响、讨论,情侣本人的犹豫、反复、坚持,本身就是在精确的计算、衡量得失。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夏普利(L.S. Shapley)和罗斯(A. E. Roth),他们俩在1962年发表了名为《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的文章,就婚姻的匹配给出了一个效率、稳定的算法,算法可以成立的基础就是婚姻偏好的可计算性,男男女女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将异性排序。

当然,以偏好对求偶对象的排序,未必是有意识的计算,当他们同意和相亲对象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合眼缘;当他们拒绝相亲对象的时候,则会辩称没缘分、没感觉。但大多数情况,没感觉都是托词或者善意的谎言。哪怕他们真的有这种感觉,但也可能是潜意识依据先验概率的计算,或者达不到初始值、缺乏光环效应的自然反应。

例如,女生在选择配偶时,如果遇到的非京籍男生非常优秀、成长性好,但家长或社会的普遍经验(先验概率)告诉他们,外地男生是凤凰男的概率太高,负担大的概率很高,于是这个女生会认为非京籍的男生可能不是好的选择。

又如,女生选择配偶的时候,会将某些特定条件作为初始值,这个条件像锚一样制约着女生对整个男生群体的评判,她是985高校、京籍,她爸是体制内职工,在找对象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重视985、京籍、体制内这些初始值,至于她自己在符合这些条件的男生心目中的偏好顺位是否靠前很难纳入到她们的决策中。

这种潜意识的拒绝,实际上是记忆和经验的结果,是一种隐性的计算。这些依据直觉、情绪、感觉做决策采用的锚定效应、小数法则、损失厌恶等原则,也会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问题,歧视是最常出现的行为。

歧视是老人社交的聚点均衡

上海和北京都有相亲角,但相亲角聚集的人群并不是要结婚、恋爱的年青人,而是他们的家长:一群老人。他们退休了,无所事事,这个社会留给他们的娱乐场所也不多。白天他们去相亲角,晚上去跳广场舞,这些只是他们的消遣渠道,大多不是未婚子女逼着他们去的。

白天不让他们去相亲角,他们就只能攻陷其它场所,上海徐家汇的宜家一直是中老年人聚会的胜地,这些群体在宜家里相亲(不是给子女相亲,是他们自己相亲)、社交,2016年十一期间,餐厅里的中老年人曾高达500人,他们长时间占用座位、自带食品及茶水、大声喧闹、随地吐痰、吵架及斗殴,严重影响到宜家餐厅正常营业,宜家几次限制,都无法影响到中老年人对宜家的青睐。

为什么在这些人眼里,京沪户籍、市区房产会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会歧视无户籍无房的年青人?能在京沪公园里给自家子女找对象的老人当然是本地人,这个年龄的人大多以机关事业与国企的退休职工为主,少数不是这个群体的,也是这些群体的仰慕者,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认知水平:容易相信谣言,认同体制、长期享受户籍带来的好处。

社交讲究圈子,强调认同。人们在得知别人的言行将和自己一样的时候,才会与他人有共鸣、共识,出现合作的机会。如何让自己的言行和别人是一样的?托马斯·谢林认为当博弈各方的文化与经验使他们相信有一些内容是大家都容易想到的、习惯选择的点,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言行,形成聚点均衡。不同的社交圈子,流行的不同的“黑话”,以前有“天王盖地虎”,今天有“天了噜”、“wuli”、“1024”,使用这些黑话,更容易获得同行们的认同。对于京沪的老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本地户籍、市区学区房更能产生共鸣的聚点呢?

传统的社交圈子,对新手一般都不太友好,他们用的黑话和关注的问题,外行一般很难理解。今天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这些黑话传播的快,容易被放大,硬盘、王德彪这种小众圈子的黑话也能成为互联网的流行用语。

歧视经济学

以户籍、房产、学历等身份区分人群,评价一个人时,仅从其身份归属而非个人特质做出较差的评价,这就是歧视。但歧视有两种:第一,身份确实产生了区分作用,不同身份的人有明显的分层现象,如学历(受教育年限)与收入的对应关系、北京户籍与家庭所处阶层等;第二,身份没有分层,不同身份的人没有明显的差异,或者差异远不及歧视的程度。

首先,相当多的歧视来自于偏见,以偏概全、小数法则让他们形成了错误的印象。例如本地人眼中的外地人犯罪率更高,实情是年轻人的犯罪率更高,外来的年轻人与本土年轻人的犯罪率相近,但外来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比较高,拉高了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人口的犯罪率。

因为偏见产生的歧视引发的行为,往往会有福利损失,例如宁愿花更多的工资雇用本地人做家政,也不愿意以较少的工资雇用外来劳动力。按加里·贝克尔在《歧视经济学》中的分析,这些歧视者之所以愿意放弃一部分效用(多花了额外的成本),也要坚持这种明显不利于自己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在歧视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效用——心理效用,乔治·阿克洛夫等人将其称为“身份效用”。

更多的歧视连偏见都谈不上,例如非京牌的车不能进入市区,并非因为非京牌的车更可能违章,京牌的获得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但因为因京牌与非京牌的巨大差异,是否京牌的身份直接影响了车主的行为和观念。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持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在回答“请问您觉得目前上海限制外省市牌照车辆上高架(城市内的快速路)是否合理”(回答为数值,从1到7,1表示非常不合理,7表示非常合理)的问题,有车且沪牌的车主回答的均值为5.57、中位数为6,不到14%的答值低于4,整体认为这个政策非常合理;有车且非沪牌的车主回答的均值为3.63、中位数为4,超过48%的答值低于4,整体认为这个政策不合理。都是有车的人群,就因为车牌归属地的不同,对同一个公共政策的态度完全相反。

其次,某些领域,身份的不同,禀赋或初始值的差异确实惊人,因此产生的歧视则是有效的。拒绝与非京籍的外地人结婚,可能会错过好男生(统计推断里的弃真错误),但也会大概率避免嫁给差男生(取伪错误),避免取伪错误对很多中产家庭来说非常重要。

同样是北京户口,身份证号码以110开头的异性为什么比其它号码的京户更受欢迎?110开头意味着其父母在生他的时候就有北京户口,其父母大概率拥有机关事业或城镇职工的社保,两老的养老和医疗不愁(2017年北京的城镇企业职工退休金月均达到3770元),子女负担轻,在北京有房的概率也更高,家里更可能有较多的积蓄,社会关系网更好。但其它号码的京户意味着不在北京出生报户口,在北京的各项条件都要弱于110的京籍。这种差别是歧视的基础,反过来又强化的歧视。

那基于户籍的歧视是否合理呢?我们看个例子,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是俱乐部,俱乐部向成员提供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对非成员进行歧视。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定义了俱乐部物品”,通过个人的自愿结社而形成的俱乐部,其提供的可排他性公共物品是一种最优配置。这是一种非纯公共品,介于私人物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拥有私人物品的对外排他性(仅俱乐部成员可以享用),又拥有纯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俱乐部内单个成员的对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如图书馆、学区、交通等。个人通过以脚投票,依据自身的志趣和偏好,组建并选择俱乐部,解决了公共选择的问题。蒂布特的“有脚投票”也有相近的描述,个人选择居住地的过程把人口从空间上划分为相同爱好的“俱乐部”,可以很好的理解富人区、优势学区等现象。

问题是,北京的户籍,并不是一个俱乐部。不管是布坎南还是蒂布特的解释,会员都在享受俱乐部里的公共服务的同时,也承担了全部的成本。北京户籍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并不只由他们自己承担成本,没有享受全部公共服务的非户籍外来人口也替他们承担了很多成本。他们向城市缴税、缴纳社保承担北京籍的城镇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大多数北京本地人,没有做任何努力就获得了北京户籍,纯粹靠投胎。

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市民的义务,但却无缘享受市民的权利。北京户籍的人在享受了非户籍人口对他们的贡献,反而歧视他们,拒绝非户籍的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这种歧视离公平太远。

基于身份的城市和社会治理是非常糟糕的治理机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按户籍分配资源,市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对公共政策表态,会天然的撕裂人群。这也是相亲鄙视链形成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不改,鄙视链就永远无法消除。

我们要看到,在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中的劳动力规模惊人,很多都超过本地劳动力,任何一项政策只要是按户籍分配资源,政策不管怎么制定都会遇到规模庞大的抵制,城市很难形成共识,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一个人只有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才会从情感上去维护这个城市的秩序,参与公共治理、志愿帮助弱势群体、举报非法行为,如果这些市民生活在城市,但城市里有一群人坚定的认为这些人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不断的歧视他们,城市治理的难度势必大大增加。我们的调研中,曾有外来受访者诅咒城市发生地震,让本地人的楼房全部倒塌,对城市来说,身份歧视让被歧视者产生的怨恨恐非好事。

刊于凤凰评论 | 201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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