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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金融】刘培林:后发经济体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一大焦点话题。

早在2014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曾明确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由此,关于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如何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又一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针对这一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博士于715日,在最新一期的鸿儒论道论坛上发表了名为《后发经济体追赶周期》的报告,其中系统阐述了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经济体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刘培林认为:“基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可以概括出一种周期型态,叫作追赶周期。这一周期的第一个阶段是低速甚至超低速增长,接下来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进入到起飞阶段,起飞后有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有的国家甚至会有更长一点),之后的阶段增速开始回落。综合起来看这是一种倒U型的增速型态,即从低到高再到低的型态。这种追赶周期主要适用于后发经济体而非技术前沿国家。追赶周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会有一个技术进步比技术前沿国家快得多的时期,这是追赶型经济体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效应。这个效应和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规律叠加起来,就可以解释追赶周期形成的机制。

在起飞之后的高速增长平台期,技术进步速度很快,能够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效应,甚至还有余。到了追赶周期的后期,就是倒U型曲线往下弯的时候,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不能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效应,这时候增长速度就会放慢。

人类知识前沿外推的速度

刘培林博士在报告中把全球的增长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长,以美国为代表的前沿国家,美国在过去180多年里,人均收入每年差不多增长2%左右。第二种增长类型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在二战以后表现特别典型,这种类型是一个倒U型的增长速度型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曾有过这样的增长形态。除了这两种增长类型外,还有另外两种增长类型,一是起飞都没有实现的,还有一种是曾经有过起飞但追赶进程受挫、暂时失败的。今天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说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说的就是最后这种类型。

“为什么技术前沿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每年只能2%左右?”刘培林博士解释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知识前沿外推的速度。

举个例子:美国1820-2008年的人均GDP增长了24倍。设想美国人带着这样的知识穿越回1820年。倘若穿越回去的美国人能够创造出人均GDP每年6.63%的增速(这是中国在1978-200830年的人均GDP增速),那么美国人均GDP早在1870年就能达到2008年的实际水平,而不用等到2008年。那美国为什么达不到那么高的增速?根本原因不是美国要素成本高,不是美国的体制不够好,也不是美国的没有过人口红利,而是美国无法从火星上模仿技术,美国任何技术都得自己研发出来。而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就可以从美国那模仿技术,技术进步的速度会在一个时期比美国快得多。刘培林说。

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打造新增长平台

观察国际经验,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人均GDP6-7%的增速高速追赶30年左右之后,和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缩小,技术进步速度也会放慢,经济增速将放慢。“那么,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是不是不用做什么,只要闭着眼睛等着,随着时间推移,自动会降落到一个比过去增速低一些的平台上?不是的。” 刘培林告诉《中国房地产金融》,从日本、韩国等经验表明,必须通过艰苦的努力和改革,才能够打造出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如果没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能否顺利转入到一个新增长平台,就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国际经验表明,追赶周期的高速追赶平台结束之后,与经济减速相伴随,经济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生产结构方面,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会达到顶峰,开始向下。从需求结构来看,投资占总需求比重会达到顶峰开始向下,消费占比会相应提高。目前这些结构性变化在中国都已经发生了。中国经济开始减速,服务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消费比重也开始超过投资比重,城市化的速度也会发生变化。

在追赶周期的高速追赶平台期,经济结构变化更多表现出“创造性创造”特征,大量的产业同时生发出来,一起发展壮大。而高速追赶平台期之后的经济结构更多表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征,各种要素已经被充分利用,新的更高生产率行业的成长必然以低生产率行业的退出为代价。目前中国要两方面着力,既要推动创新,形成富有活力的“创造”;也要以经济社会可承受的成本来平稳地“破坏”。这将是今后经济常态的重要特点。

刊于《中国房地产金融》2016年第8期,记者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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